不以成败论英雄——看史事从新评价宋襄王

据小国而图霸业

春秋以降，周室衰微，各路诸侯纷纷崛起，逐鹿华夏，连年征战，都欲为霸主，因之，称霸是各诸侯国的共同心态，并不为一国之独有，宋襄公欲霸神州，是此人雄心壮志的表现，不能因为他没有成功，便嘲笑此人志大才疏，不自量力。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像宋襄公这样欲霸天下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成就霸业者寥寥无几，能够统一中国者仅秦始皇嬴政一人而已，为什么独独嘲笑宋襄公?

宋国地处中原，国土面积不大，人口数量偏少，但宋国拥有肥沃土地，地势平坦，农桑之利较之他国优势明显，因之经济实力一度相当可观。宋襄公欲接齐桓公称霸中原并不是异想天开，毫无现实根据的白日梦。宋国距强秦较远，离大国晋国也隔千山。唯一的障碍便是近在咫尺的楚国。起初宋襄公欲联楚以制其他诸侯，但楚国也欲称霸，不想与宋襄公共分一杯羹。于是两国交战。公元前638年冬，宋攻郑，郑向楚求援，楚攻宋救郑。襄公在泓水拒楚军。楚军在渡泓水时，大司马子鱼认为乘楚军在水中发动进攻可获胜，襄公以为乘人之危不仁，遂不许;楚军渡河后，军势较乱，军衣辎重尽湿，攻敌可以获胜，襄公还是以为乘人之危不仁，没有进攻。等待楚军休整好之后，两军堂堂正正交战，宋军大败，襄公身受重伤，第二年便赍志以殁。因之，宋襄公谋求霸主之举便成为笑柄，成为不考虑自身条件，盲目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的典型人物。其实，这种历史的成见并不见得正确。中国自古就有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但是也有例外，司马迁创作《史记》，他撰写《项羽本纪》，对这位失败了的英雄赞叹不已，特别是项羽乌江自刎的精彩描绘，成为千古绝唱，令人无限唏嘘慨叹。宋襄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位失败了的英雄，被称为“蠢猪”。这似乎有点不公正。襄公以弹丸之地，而雄心勃勃，励精图治，一度国力强盛，以小国而称霸中原，实及大智大勇之举，值得称道。至于宋国迅即灭亡，实不应叫襄公负其责，因为襄公在泓水之战后第二年便赍志以殁，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一个很快就死了国君怎能为此担责呢?鉴于此，愚以为宋襄称霸之举乃任何国君之正常追求，不应受到嘲笑。

临大事而不忘礼让

宋襄公之所以被称为“蠢猪”，是因为他在泓水之战中两次失去战机而失败，伤身丧师，并于第二年死去。其实，泓水之战襄公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实力悬殊太大，而不在于没有击楚人于水中或军容尚乱中，若以当时的战局而言。楚军在水中，宋军进攻，宋军也应在水中，同样在水中，宋军并没有得天时地利;楚军渡河后军衣辎重较湿，宋军进攻，仅仅是以干衣对湿服而已，并没有多大的优势，所以，这次战役的胜负关键并不全在于宋襄公坐失两次良机，而在于实力悬殊大，再者，襄公命运不济，被敌人射中了大腿，鲜血淋漓，并且是毒箭，襄公于战后第二年便去世了。天不假年，他没有重整旗鼓，卧薪尝胆，报仇雪耻的机会了。看了这些历史资料，总觉得资料的撰写者有些夸大襄公以仁义失战机的成分，而忽略了大的方面。

对此，古人和今人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曰：“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公有礼让也。”《公羊传》中云：“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不过此也。”司马贞《史记索隐》亦曰：“襄公临大事而不忘记大礼，而君子或以为多，且伤中国之乱，阙礼义而举，遂不嘉宋襄之盛德，故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在古时，无论是司马迁，抑或是公羊高、司马贞等人对宋襄公都是赞扬的。赞扬这位关系到在国家和自己的大事面前还是坚持礼义，坚持诚信，这种大道、大德，实在令人钦佩。

由宋襄公泓水之战的礼让、诚信之历史事件，联想到中国国民性，从梁启超到鲁迅，这些智达之士，都痛感中国国民性的劣根太多、太浓、太重，残酷的历代战争，使仁义、诚信道德观念丧失殆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问求胜的结果，而不择手段，而手段的卑鄙和残酷，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成为牺牲品，而且扭曲了人们的精神和信念，无论是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存在道德伦丧，欺软怕硬，恃强凌弱，拜权意识发展成为一种信念，甘于强力统治，不敢反抗，无论是秦王朝的残暴，明王朝的铁腕，近代的军阀混争，“文革”的无法无天，都概莫能外，必须指出：国民性的涵盖面是超越阶级的，无论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大致都有相似、相近的国民性。地主和农民在经济上是对立的，但在国民性上都有惊人的一致性。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战争的残酷性或许可以不择手段，实行“诡道”以争取获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期的战争会使一个国家从上到下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形成抹不去的战争情结：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也可以用战争的“诡道”思维进行，从而取得胜利。这种惯性思维和战争情结比战争本身造成的损失还要大。中国的古代和现代的许多悲剧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发展再返过头来审视宋襄公的作为，我们觉得，重新评价宋襄公实在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至孝至悌的国君

宋襄公在处理政治、军事上是一个诚实君子，他在侍奉父母上也堪称孝道典范。宋襄公在泓水之战第二年便去世了，他埋葬在商丘市西南睢州城，他长眠在这里已有2600多年了。一个国力相对衰弱，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君，况且还是败军之将的国君。他的陵墓至今还完整保存，并成为睢州县一大景观(既是人文景观，又是自然景观)。其余的春秋时期的国君之墓大都成为历史烟云，淹没无存了，唯独襄公墓历经风云变幻，战乱天灾，还供人们瞻仰，这必然是有原因的。在我看来，历史人物能长久生活在人们心目中，文化因素大于其他因素。中华民族是一个讲求孝道的民族，而宋襄公便堪称孝道的楷模。

宋襄公的母亲是卫国女子，后嫁到宋国，他父母因战事感情不睦，卫国受侵，其母欲返卫抗敌救国，而国君宋桓公不同意，并以废其正配夫人相挟，后来卫国被北狄所亡，襄公母见国破父亡，悲痛异常，便执意返卫，宋桓公便把她遣送回卫，从此无法返宋。宋襄公至孝想母，极度悲苦，因卫国在宋国西北方向，宋襄公便经常遥望西北，一缓念母之苦。他筑台望母，即后来有名的望母台，据《睢州志》载：“襄公台，在州城东，春秋宋襄公筑，或曰，为望母而筑，即《诗》所赋教河广者也。”清时刘文蔚有诗云：“汉家旧业久凋零，帝母陵荒记此亭，绿遍小黄园里草，更谁一到祀昭灵。”宋襄公每逢自己生日和母亲生日，以及逢年过节，都站在高台上遥望西北方向，以怀念母亲。在泓水之战受伤后的第二年，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便遗嘱死后葬于望母台上。宋襄公对母至孝，传为历史佳话，乡间美谈。

宋襄公对母至孝，对兄长至悌，其父宋桓公临终之时，往往是兄弟争夺王位激烈之时，但是宋襄公和其兄都互相谦让，襄公名兹甫，其兄名目夷。在宋桓公弥留之际，兹甫哭着说：“目夷兄年长，仁义礼智，我一向对他尊敬佩服，父王应立他为君。”宋桓公有意应允，但其兄目夷赶紧说：“兹甫本为太子，继承大位天经地义，他让出君位，这更证明他大仁大义，我赶不上他。”在宋桓公左右为难、犹豫不决时，兹甫又诚恳地对父亲说：“我不如目夷，立我为君，当之有愧，万望父亲立目夷为君。”目夷跪在地上恳求父亲立兹甫为君。兄弟二人谦让多时，最终宋桓公立兹甫继统大位，时隔不久，桓公去世，兄弟俩又谦让了好久，兹甫才同意担任君主，这便是宋襄公。宋襄公主政后，任命目夷为左师，主管国家政务。兄弟怡怡，同心同德，治理国家，宋国迅速强大起来。宋襄公崇高的品德，治国的才华，不仅在国内受到百姓的拥戴，而且受到邻国天下霸主齐桓公的褒扬，把太子昭送到宋国托付襄公照管，并有向襄公学习治国理念的意思。齐桓公去世，齐国诸王子争位，国内大乱，宋襄公联合其他诸侯国帮齐国储昭平定齐国内乱，抚佐昭当了国君，世称齐孝公。宋襄公于内于外都是以仁义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声誉。

通观宋襄公一生的作为，据小国而敢于图霸，可谓之大勇;临大事而不忘大礼，可谓之大义;面君位而谦让于兄，可谓之大悌;筑台望母存反脯，可谓之大孝;邻国有难挺身而助，可谓之大信;治国有方，兄弟怡怡，可谓之大诚。……一个古代人能有这么多值得可圈可点之处，也是难能可贵了，对于这样的人物，实在应该在历史上给予一席之地。对宋襄公的不公评价，源之于历史文化的负面因素，源之于征战杀伐的战争情结，更源之于多年来“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势。宋襄公当然也是有缺点的，但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大节着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从大节来看宋襄公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历史发展到今天，是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反省了，这不仅是历史的需要，而且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