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广德青铜句鑃

原标题：浅析广德青铜句鑃

浅析广德青铜句鑃

刘政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107期

1986年3月，广德县文化局文物组在县贸易公司废品收购站发现青铜句鑃9件，几经核实，这批句鑃系该县桃州镇章村张家大村一农民于1985年冬天将农田改为鱼塘时发现的。出土的这批青铜句鑃基本完好，1994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来宣城鉴定时将其中7件确认为馆藏一级文物，另2件为馆藏二级文物。

广德县桃州镇章村张家大村出土的青铜句鑃共9件，其中1至7号为一组，合瓦形，饰长方形柄，双范合铸而成。1、2、3号器表均错磨光亮，呈暗黑绿色，执柄与器不通，钲近舞部饰雷纹及三角雷纹。蕉叶纹10、13、16叶不等，叶尖朝上，柄上端两边饰乳丁纹，器体内无纹饰。其他大小次第递减，绿绣较重，铸造工艺较前三件差，执柄与器不通，其中有一件系断后重新焊接，其外二侧作“北”字样，其它各件体表都无纹饰，仅在柄的上端二边饰乳丁纹。具体重量、尺寸见下表（单位：重量 千克，尺寸 厘米）：

广德青铜句鑃组合

句鑃一名，不见于周汉文献，其名最早是依据铭文而定。如配儿句鑃自名为“钩鑃”，传世姑冯句鑃和其次句鑃自名为“句鑃”，便是其例。金文“句”与“钩”通，如“芮公作铸从钟之句”，这里 的“句”即“钩”字。故“句鑃”即“钩鑃”。

“器名所以名‘句鑃’，从金文、古籍和文字学综合考察，是在翟祭（夏祭）祭典中，祈求生者寿考。”一些著名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诸先生，以深厚的国学根底对这种未见于记载的青铜乐器进行了考证（当时的研究对象为姑冯、其次等数器）。王国维认为：“古音翟声与铎声同部，又翟铎双声字，疑鑃即铎也”。王氏此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同。陈梦家称“是也”，于省吾谓“即大铎”，郭沫若更为肯定：“句鑃、铙、铎同系一物……”又说：“钲与句鑃实一物二名，……句鑃即是钲。”容庚、张维持在《商周青铜器通论》中指出句鑃与钲仅是相似，但仍将其列入钲类。马承源在《中国青铜器》中认为句鑃“实即钲的别称”，他把句鑃二字直接写作“句铎”，马衡渭句鑃“形制与铎相类”，并且进而认为“镯、铙、铎、钲，四者同物而异名，区别仅在大小之间”。杜迺松在《金文“句鑃”、“左守”讨论》一文中从自名、形制特征和使用功能等角度分析了句鑃与钲的区别，指出两者是决然不同的两类器物。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乐器应是殷铎的演进。句鑃器体为合瓦形，上宽下窄，柄为长方形，下端扁尖，使用方法是口朝上，下有柄。小型器执于手中敲击，大型者则将柄插置木架上敲击。广德之青铜句鑃，其演奏法为后者。

2号青铜句鑃

关于它的用途，一种认为军中用之，商代已有其制，一般称为“钲”。周代有《南疆钲》，自名为“钲

”。又有《徐钲》自名为“钲” 。李学勤先生认为“钲”，可能是继承商和西周初南方铜铙的传统 。另一种认为，从铭文可知是“以享以孝，用祈万寿”（其次句鑃）；“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姑冯句鑃）；“以宴宾客，以乐我诸父”（配儿钩鑃）及“择其吉金铸句鑃，以享以孝。”由此明了其用途是祭献或宴享时使用的乐器。使用时口朝上，铭文才可顺读。杜迺松先生利用声韵训诂对“句鑃”一词的内涵意义进行考证，进一步指出：“句鑃是在祭献、享孝或宴宾时所使用的一种乐器。句鑃与钲、铎、甬钟和钮钟都属于钟类击奏乐器，其形制都是平舞、侈铣、曲于的合瓦形钟体，但在形制、奏法和功用方面还是有一些严格而具体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广德之青铜句鑃，既为大小递减，其用途当为祭祀和宴会所用。据考古发现及史料载，句鑃这种乐器主要流行于吴越一带。凡越地句鑃，“句”字不从金，吴地句鑃，“句”字从金。可见此器，吴越实同名异。

广德这批青铜句鑃的年代问题，由于器无自铭，这里试以史书有关的记载，参照其他同类器物，加以考析，进行推断。

形式上：广德句鑃与浙江武康县出土的2件春秋时期的《其次钩鑃》、江苏南京市高淳区顾陇松溪出土8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句鑃，江苏武进淹城出土7件具有战国风格的青铜句鑃，器体都为合瓦形，柄为长方形。合瓦形体在西周中原地区的甬钟上已开其端，但句鑃这种独特形制仅江南吴越地区有，它是一种地方性的乐器。

纹饰上：广德句鑃有3件以雷纹三角雷纹组合为主体纹饰，1号为变体雷纹，线条粗壮繁缛和深沉，2、3号线条浅显纤细而又流畅。浙江绍兴出土的2件春秋晚期的“配儿句鑃”，纹饰与广德句鑃2与3号完全一样，浙江海盐黄家山出土具有战国风格的原始瓷句鑃，也饰此纹，可见这一时期的句鑃，都具有这种风格。容庚先生认为两等边三角形，其一角向上连续成行仰立象连山区，……施於其他花纹之上通行於春秋战国。也有研究者指出三角雷纹，作倒置三角形的连续排列，形成锯齿带状，流行於殷墟中期到战国。广德句鑃纹饰符合这一特征。各种形状的雷纹，不同形式的组合，是商周青铜器最基本的几何图案，也是商周青铜器纹饰最基本的结构。广德句鑃1、2、3号钲近舞部以雷纹、三角雷纹组合，这是吴越地区在纹饰组合上具有的地方特点。有研究者指出，江苏地区商周青铜器与中原铜器不相同的纹饰，有的是一件器上的几种纹饰，在组合的方法上另有意趣，可见吴越地区青铜器上流行的纹饰一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也创造和表现了地方风格的特征。

2号青铜句鑃局部

铸造上：广德句鑃是用双面范通体浑铸而成，柄与器体采用一次合铸成，其柄及舞部有明显的合范铸痕，表面缝线清晰，特别是其柄都未经过精细打磨修饰，器身颇多气孔，铜水显然是由口缘浇入的。浙江绍兴2件配儿钩鑃也为双范和铸成 ，再从皖南各地出土的同时期器物观察，一般都是双范合铸而成。这种铸造工艺完全是中原商代以来通常使用的方法，而从成分看来，更多保留了西周中期的特点。河南陕县上村岭出土的春秋甬钟、编钟，铸法皆两外范合成，接缝在两侧 。广德青铜句鑃铸造艺术上表现了与中原同类器物的渊源关系。

广德句鑃与浙江绍兴春秋晚期的配儿钩鑃造术等方面显示出相当的一致性，特别是2与3号腹下饰雷纹与三角雷纹，纹饰纤细线显，与配儿钩鑃完全一样。1号由于形体较大，相应饰粗壮的变体雷纹也是合理的，其年代也应相同。其它几件同1、2、3号形制完全相同，从其共存关系来推断，他们的年代大体一致。因此，广德出土的9件青铜句鑃，是皖南境内的一次重要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初步整理尚有以下几点认识：

1、自清代以来，各地陆续出土的句鑃情况如下：

1788年，即清乾隆五十三年，江苏常熟翼京门外，农民在锄地时挖到一件有铭文的青铜乐器，铭曰：“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冯昏同之子择厥吉金，自作商句鑃，以乐宾客及我父兄，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句鑃之名始见于此。

1827年，即道光七年，浙江武康县山中，又发现此器13件，其中有铭者二，各有相同铭文31字，曰：“正初吉丁亥，其次择其吉金铸句鑃，以享以孝，用旂（祈）万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这便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的“其次句鑃”。

其次句鑃

1929年和1935年绍兴两次出土，其中一次是在同一墓葬中出土11件成组的原始瓷C。

1958年，江苏武进淹城发掘成组句鑃7件。

1974年，江苏高淳顾陇松溪在同一地点先后发现句鑃8件。

1974年冬，江苏高淳青山茶场窖藏发现句鑃2件、甬钟2件。

1976年，江苏吴江梅堰龙山发现两组句鑃共5件，一组3件，一组2件。

1977年，浙江绍兴狗头山出土有铭文的句鑃2件，即“配儿句鑃”。两器同铭，行款微异，曰：“□□□□吉庚午，吴王□□□□□。子配儿曰：余孰戕于戎攻且武。余龚威忌，不敢□舍。择厥吉金，铉镠□铝，自作钩鑃，以宴宾客，以乐我诸父。子□□之，先人□。”

1978年，湖南衡南发现句鑃1件。

1979年，湖北宜城雷家坡发掘句鑃1件。

1979年7月，青阳县庙前公社新桥大队汪村生产队在土岗坡旁砌仓库时，在坡下2米深处发现一处窖藏，出土句鑃4件，并伴出有鼎1件、甗1件、尊2件、羊尊1件、盘1件、戈1件、矛1件，共计12件器物。这批句鑃，合瓦形，扁方甬，腔体素面无纹，侈铣，曲于。此组句鑃，原报道称为编钟，根据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句鑃区别这一时期甬钟的主要是，钲部无纹，钲部和鼓部多为素面，有些仅在钲上部近舞部有简单纹饰，甬无干、旋，执奏或置奏，所以青阳这组乐器称为句鑃似较为准确。

1983年4月，浙江海盐长川坝黄家山出土12件成组的原始瓷句。

1983年，广东广州市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句鑃8件，共存乐器有编磬、编钟等多种。句鑃钲部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并顺序标明“第一”至“第八”。

1984年，湖北广济鸭儿洲河中发掘同组句鑃2件，伴出甬钟等乐器。

1986年，湖南长沙北区荷花池发掘句鑃1件，尤为珍贵的是还同时发现一把演奏句鑃所用木槌。

1987年，江苏镇江王家山出土句鑃1件。

1988年，江苏丹徒出土句鑃1件。

繁昌县文物局收藏1件句鑃，合瓦形，扁方甬，甬残，腔体素面无纹，侈铣，凹口，形制与青阳庙前相似。

山东章丘明水镇小峨眉山北侧出土句鑃22件，伴出甬钟4件。

以上句鑃均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和发掘地点，从江、浙等南方各地博物馆征集来的句鑃尚未统计在内。上述材料显示，句鑃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江、浙、皖三省，其中，江苏出土25件，浙江出土15件，安徽出土13件，都属于吴越文化分布的地理范围之内，而从这些情况说明，句鑃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特有的乐器。

2、广德青铜句鑃出土地点为一坡状高地，在丛墓葬区类，据发现者追述，句鑃埋葬于据地表1米多深的土层中，遗物出土时9件成一行南北橫平卧置交错排列。一墓竟随葬9件句鑃，绝非当时一般人所能及，表明墓主生前具有较高的地位，可能为一末流贵族的墓葬。

广德句鑃组合

3、青铜句鑃的别国。从地域上考察，据《广德州志》载“春秋时吴桐汭在其地，后灭吴属越，战国楚灭越复属楚。”可见春秋时代的广德这一地区主要是吴国的活动范围。其次从自然源来看，吴越盛产铜锡，《周礼•考工记》：“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淮南子》云：“夫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乱修典出，其为微妙。”说明了地处长江下游“蛮夷之地”的吴越是春秋战国时代铜和锡的名产地，其冶铸技术渊源甚古。再从近年来南陵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33处古代铜矿和冶铸遗址 ，说明已有了冶铸工业，同时代的青铜制品，一般应是当地制造的。皖南近年来先后出土南陵吴王光剑，繁昌出土一批春秋吴国青铜器 。再从句鑃自身看，其修长的器体与纤细流畅的纹饰同吴国句鑃的风格极为接近。故笔者认为广德青铜句鑃应属吴器。

4、江南各地出土的青铜句鑃，少为一、二件，多达七、八件，大多有伴随物，而广德出土的9件句鑃不见其他共存物，这在江南还是少见的。江苏高淳县青山茶场、顾陇松溪等地句鑃与甬钟同出，说明了这两件乐器是相互配合使用。但广德这批句鑃单独出土，说明从这时起句鑃已属于一种单独使用之乐器，不与其他乐器配合使用。同时也证明了至少于春秋晚期江南地区乐器中已加入成编的句鑃这种具有江南特色的器件。句鑃口朝上，以木槌敲击发声演奏音乐。从铭文形式也可以发现句鑃的独特之处，它同铎、钲、钟的铭文上下相反，只有执其甬口朝上时，才可顺读铭文。杭州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徐孟冬对句鑃作过实物测音。他说：“根据句鑃多为大小依次成组发现（数量不等，多至七八件少则二三件）这一特点，再依照参考本人对江苏高淳顾陇成组句鑃（共7件，现藏镇江博物馆）测音结果来看，它是一种正鼓音、侧鼓音组成音阶的旋律打击乐器（这可能是句鑃同铎、钲的最大不同之处）。”

5、吴国地处我国长江下游南北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走廊上，因此它对于沟通中原商周文化与南方文化，起着重要桥梁作用。吴国的青铜文化渊源于江南的早期青铜文化。早在吴立国之前，江南地区已经有了冶铜业，但是江南在许多方面受到中原商文化较深的影响，在乐器形制上大多模仿中原地区。如编钟、钲、铎、錞等，均仿制中原商代早期同类器物的形制。

西周时期，吴青铜乐器铸造上仍受中原文化影响。如繁昌汤家山西周墓葬出土的柱形甬钟，铣间作弧线形，这与中原地区商周甬钟形制相似，其饰雷纹夔纹都是中原地区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皖南这一地区也创造出具有地方风格的乐器，如屯溪西周墓出土的二件钟形五柱乐器，器形奇异，中原不见，显示了地方风格。

春秋战国时代吴青铜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乐器铸造上出现了若干地方特色的青铜乐器，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风格。如江南各地和广德出土的青铜句鑃。

在吴国的青铜乐器中，句鑃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这已是这一时期吴青铜乐器所出现的新型乐器，正如有些研究者认为，春秋中晚期南方地区新出现的有錞于、句鑃等。我们从句鑃的形制来看，这种合瓦形的形制具有民族特色，所谓合瓦形是器体的截面而已，这种器体同圆形乐器相比有阻尼作用，使哀减加速，从而易于演奏。可以消除“哼音”，还可以提供双音。可见吴在铸造乐器句鑃时吸收了这一特点。句鑃的形体一般都较小。胎壁不厚，显得轻薄。不如中原地区青铜器的体大浑重。可见吴青铜器从造型上表现了中原的文化特点，同时在与中原文化交融和吸收本地区的一些文化后，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显示了本地区的风格和特征。

（作者系系宣城市文物局局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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