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城画派”的前世今生（三）——宣城画派形成的经济因素

原标题：“宣城画派”的前世今生（三）——宣城画派形成的经济因素

“宣城画派”的前世今生

王景福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62期

二、宣城画派形成的经济因素

历史上的宣城一直被誉为“江南奥壤”，西汉始，宣城经济发达，市井繁华已初见端倪。六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中原士族大举南迁，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由“火耕水耨”的粗放型向“精耕细作”转变，一方面促进了养蚕、丝织、制瓷、造纸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其时宣城是东晋和南朝政府最重要的政治基地，又是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三国时，宣城属于孙吴领地，孙权多次领兵在此征战，许多长江以北的士族慕名跟随孙氏政权来到这里，开发这一片沃土。

唐代时宣州地域广大，经济更为繁荣发达。唐卢肇《记》载：宣城“其土乐，其民安，其俗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送范传正宣歙观察使制》文中称宣州为“陵阳奥壤，土广人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战乱频仍，经济萧条，朝廷的粮食和财赋主要依赖于浙东、浙西、宣歙等东南八道。此时的宣城已是全国的造纸中心、采铜中心、制笔中心，盛产茶叶，所产宣纸、瓷器、红线毯均列为朝廷贡品。宣城因其物产丰富，北临长江，到长江有水道相通，其政治、经济地位更为突出。加之北方移民南迁又呈高潮，“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南迁的富豪、官员、士大夫等多寄居城市，拉动了城市消费水平的上升，城市商业经济功能日益增加。“江南当五代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文苑英华》记载：“宣城重镇，陪京之南，制天险之津梁，据三楚之襟带，境环千里，邑聚万民，我朝以来，戎寄尤切”。唐代诗人元稹也说：“宣城重地，缴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自小居住生活在宣城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

唐三彩牛车

唐代宣城郡长史、大诗人李白的从弟李昭描绘道：“宣州自古为名邑上郡，星分斗牛，地控荆吴，为天下之心腹，实江南之奥壤。既有有山川之胜，又兼海陆之丰……六朝文物，萃于斯邑。”李白受李昭之邀来宣州时，满目所及是“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的场景，与在别地所看到的萧条景象相比很是感慨。

北宋时，“凡生齿舆赋之数，寔夥他郡，为州之望，亚于江宁府。”（3）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杭州），京畿之地的宣城由州升为府，商业贸易甚为活跃，出现了一些经营矿产、茶叶、绢织品和文房四宝的大商人。宋代为适应商品流通，纸币逐渐替代铜钱，当时纸币称为“会子”。史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在杭州正式印造会子，嘉熙三年（1239），宣州曾设局分造“会子”，规定宣州日造3万片。

宋代的交子

这种繁荣昌盛历久不衰，明清时期依然如此。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应天（南京）府、太平府、镇江府、宁国府、广德州“五郡为兴王之地”，在他打江山时给了很多支持，所以大明王朝给这几个地区采取了减免赋税的特殊政策，宣城一带经济发展更快。明宣城知府朱大器《宝丰台记》一文称：宣城郡“据金陵上游，山环而风萃，水曲而气结。是以士多四方之志，而民鲜百里之游。拥沃饶以为利，侈露积以为富，挟膏腴以傲刀锥，即良贾资斧不让，盖东南一乐土也。”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在我国萌芽，城市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宣城地区的经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纯农耕转而有手工业的迅猛发展，大宗土特产品纷纷外运，畅销南北。境内水阳江和青弋江直通长江，宣城也因之成为“江东食货集散地”。商品经济的发达，久而久之在宣城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宁国府商帮”。宁国商帮主要经营的是家乡的土特产或邻近地区盛产，“以兴贩木材为上，下则携纸、刀、花、剪、漆、扇、绒、伞诸物走贸四方。”宣城一带盛产竹木、茶叶、宣纸，竹木、茶叶是贸易是宁国府商人经营的支柱行业，而宣纸则有他们销往刻书、印书业极为发达的江浙地区。此外，宁国府商人还经营盐、煤、油、药、书等商品，在扬州开设有药店经营药材，在南京开设书店经营书业。

宁国府商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宁国府与江浙毗邻，拥有地利之便。江苏扬州、浙江杭州，明清时分别是两淮盐运司和两浙盐运司所在地，江苏苏州是全国棉织业中心，为宁国府商人的主要汇集之所。在江苏其他地区，如南京、镇江、泰州、常州、无锡、江阴、吴县、嘉定、吴江等地，浙江的湖州、衢县、常山、龙江、常开、安吉、嘉兴等地均有大量的宁国府商人活动的身影。商业会馆的形成是商人形成商帮的重要标志之一。明中后期至清代，外出经商的宁国府商人不仅在杭州、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建有会馆，而且在部分小城镇也建有会馆。据《江苏省志•商业志》记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商人在江苏南京建有40处会馆，其中宁国府商人建有5处。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宁国府商人在江苏、浙江一带兴建会馆达20多处。

宁国府与徽州府是皖南毗邻的两个府，其中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太平县与歙县相交，徽州商帮也是到江浙一带经商，都要经过宁国府一些县，两地居民长期互相迁徙，多共同外出经商，谋求发展，结成“徽宁商帮”。诚如史料所载：“隶皖者郡，夹江跨淮，迤原而包山，江以南土率瘠，宣歙尤多商。”今有研究者指出，宁国府商帮虽然具有自身的特色，仅次于徽州商帮，在同时期的安徽地区商帮中排名第二，但彼此的经营理念、经营商品的种类、活动的区域范围等大体相近。和徽州商帮一样，宁国府商帮也有“贾而好儒”的习俗，这既促成了宣城文化的发展，也对宁国府商人经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商人除了在本地积极资助创办了不少书院、村塾，还在经商之地创办一些书院。康熙年间，宣城的盐商就在扬州创建了著名的敬亭书院。

位于盛泽的徽宁会馆

文房四宝是宣城特有的手工艺产品，尤其是宣纸和宣笔，是中国书画创作须臾不可离的重要工具，是我国历代书画家蓄意追求、百般迷恋的艺术珍品。

宣城是宣纸和宣笔的发祥地和原产地，宣城现下辖的绩溪县是徽墨的发源地，清代徽墨三大家绩溪占其二。2004年，宣城被授予“中国文房四宝之乡”。

宣纸生产起源于宣城的泾县、宣城县、宁国县一带，尤以泾县产宣纸最佳，生产延续历史最长，2009年，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宣纸流传至今

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因能保存数百上千年不蛀不腐，从而赢得“千年寿纸”、“纸中之王”的美誉。“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著名学者张彦远于乾符年间（874—879）所著的《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榻写》中：“江东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腊之，以备摹写。古人好榻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榻本，谓之官榻。国朝内府，翰林集贤，秘阁榻写不辍。”从这段记载看，唐时宣纸虽然已使用，但纸质较差，纸面粗糙、厚薄不均，须加蜡增光，方可应用于书画。早在唐代，宣纸便被列为“贡品”，据《旧唐书》载：唐天宝二年（743）陕西太守韦坚组织向朝廷进贡时，就有“宣城郡船载……纸、笔、黄连等物”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和《唐六典》也有“宣州贡纸、笔”的记载，可见宣城所产纸笔在当时已名于全国。

唐以后，随着宣纸质量的不断提高改进，书画家创作逐步改变以往用绢的习惯，改以宣纸替代，南唐人董源记载：“绘画作品用绢者日少，用宣纸者多。”到了宋元时期，宣纸不仅品种增多，产地扩大，纸质也显著提高，如北宋大诗人梅尧臣诗中所赞：“滑如春冰密如茧，百金不许市一枚；澄心堂中唯此物，静几铺写无尘埃。”宋代诗人王令也以“有钱莫买金，但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的诗句赞誉宣纸的质量和名贵。宣纸发展到明代，由于“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笺色古光，文藻精细”（明吴景旭《历代诗话》）的品质，画家们开始大量运用晕染法直接在生宣纸上泼墨挥洒，促成了水墨写意画的兴起和发展。清代是宣纸发展史上的鼎盛期，宣纸生产遍及皖南各地。清初诗人赵廷辉曾赋诗盛赞当时泾县宣纸生产的热烈场景：“山里人家底事忙，纷纷运石叠新墙，沿溪纸椎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赵廷辉《感坑》）

宣纸对中国书画发展的重要作用，历代名家都有论述。清松年在《颐园论画》中说：“宣纸纸性纯熟细腻，水墨落纸如雨入沙，一直到底不纵横浸渗也。”近代文人胡朴安收集于《朴学斋丛书》中《宣纸说》一文称：“泾县古属宣州，产纸甲于全国，世谓之宣纸。近自国内，远至东瀛，无不珍重视之，以为书画佳品。”现代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分析宣纸对中国画的形成发展所起的作用曾有过最精辟的见解：“没有好的宣纸，就作不出传世的好国画。纸是国画的生命线，无好纸决作不出好画。”也如郭沫若先生所云：“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宣纸恋》一文中以诗的语言称赞宣纸：“宣纸诞生了，这滋润、宽敞的处女地真诱人，诱惑画家和书法家们将大量乌黑的浓墨泼上去，挥毫、奔驰，出神入化于浓淡沉浮的宇宙中！黑白之相搏，相咬；浓淡之相竞，相渗；偶然性与必然性在棉质的差异中变幻……都是绘画、都是宣纸这一特殊材料所引发的绘画特色。”综上所述，宣城所产宣纸是中国画创作、传播、传世的唯一绝佳纸张。中国画因宣纸而生辉，宣纸因中国画而传世，二者紧密相连，互为依托，珠联璧合，共放光彩，形成中国特有的艺术瑰宝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宣笔，是中国古代传统文房四宝之首，源于秦代，盛于唐宋，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技艺传承历史。宣笔被历代名人雅士誉为“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而驰名中外，2009年“宣笔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唐代韩愈《毛颖传》记载：公元前223年，秦大将蒙恬奉命南下伐楚国，途经中山地区，见此地山兔较多，毛长可用，遂命工匠取山中兔毫，制造出第一批改良的秦笔。《毛颖传》中所提到的中山地区，据查《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即今安徽省宣城泾县一带的山区。故蒙恬取中山兔毫所制造出来的秦笔实为中国宣笔的祖先。因此，蒙恬也被历代尊为中国宣笔制作的祖师。

唐代是宣笔发展的鼎盛时期，宣州一举而成为全国制笔中心，并于唐天宝二年（743）作为“贡品”进献朝廷。因唐时泾县属宣城郡管辖，所产毛笔主要在宣城集散，故因地得名曰“宣笔”。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紫毫笔》：“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州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唐代宣州制笔名家诸葛氏、陈氏二族的制笔技艺，更为世人称道，名扬神州，世谓珍品，争相求购。南宋叶梦得撰《避暑录》记载：“笔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氏一姓，世传其业。”

宋代宣笔世家诸葛氏所创制的“无心散卓笔”，被大诗人梅尧臣称之为“笔工诸葛高，海内称第一”，“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而独领风骚。诸葛氏制作的宣笔，最为推崇的数大书法家、文学家苏轼。据史书记载：宋绍圣三年（1096）五月间，苏轼途径皖南泾县水西地时，见卖笔者以二十钱两枝的价钱出售，便当即买下数枝，挥毫一试，只见“墨水相浮，纷然欲散”，深感此笔之优。因此而感叹道：“信岭南无笔也”。苏轼赞曰：“惟诸葛高能之，他人学者皆得形似而无其法，反不如常笔，如人学杜甫诗得其粗俗而已。”

宋末元初，朝廷偏安，战乱频繁，迫使宣笔技工们为谋求生计而不得不四处逃难、流离失所、改谋它业。其中一部分宣笔技工逃难到徽州一带，依附于徽州制墨业而求生计；一部分奔走于江浙等地，加入刚刚兴起的湖笔制造，使传统以兔毫为主要原料的宣笔技艺与湖笔取山羊毫为主要原料的两种制作技艺，有机结合为一体，推动了湖笔的迅速崛起与发展，导致宣笔技艺失去根基，其历史显赫地位逐被湖笔所取代。但在皖南各地，仍有小批量零星散制生产，尤其太平、歙县一带，“聚换各千余家，强半攻其业。”其规模超过湖州，只是外传受阻，鲜为人知。直到明清时期，宣笔技艺才逐渐恢复生产，重新得到广泛传播，宣笔再度展示历史风采。期间，泾县仍有“风振堂笔庄”、“陈广良笔墨坊”、“吴志福笔店”等制笔作坊八家。

毛笔与生俱来就与中国传统的书法和绘画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主要功能与价值也是通过书画艺术的神韵而体现出来的。历代文人雅士与毛笔有着不解之缘，宣笔历来为文人雅士和书画家们钟爱。唐代诗人耿玮作《咏宣州笔》诗赞曰：“落纸惊风起，摇空邑露浓；丹青与纪事，舍此复何从！”唐代女诗人薛涛对宣笔也是备加推崇，作《笔离手》诗：“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宣笔深为历代书法家喜爱。据邵伯温《闻见后录》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为了得到宣笔，亲自向宣州笔工陈氏写下了《求笔帖》，宣城陈家亦以右军《求笔帖》为家传之宝，后世益以作笔名家。柳公权也曾向陈家求笔，但遗以两枝，曰：“公权能书当继来索，不必却之。”据段公路《北户录》载：“宣城岁贡青毫六两，紫毫三两。”又据《清异录》载：“伪唐宜春王以谦，喜书札，学晋二王楷法，用宣城诸葛笔一枝，酬以十金，劲妙甲当时，号为翘轩宝帚，士人往往呼为宝帚。”

北宋大文学家、大书法家欧阳修，在接受梅尧臣赠笔之后，抑制不住喜悦之情，特作长达百余字的《圣俞惠宣州笔戏书》诗称赞：

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

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

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

软硬适人手，百管不差一。

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

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

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

但能装管搦，有表曾无实。

价高乃费钱，用不过数日。

岂知宣州毫，耐久仍可乞。

欧阳修在诗中采用对比的方法，比较系统地描述了宣笔与“京师”笔的优劣，盛赞宣笔技艺。宋人黄庭坚在得到别人赠送

他的宣笔之后，也作七律赞道：

宣城变样蹲鸡矩，诸葛名家捋鼠须。

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

漫持墨容摹科斗，胜与朱门饱蠹鱼。

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得闲写吏文书。

和宣纸、宣笔一样，墨也是重要的书写绘画工具。中国传统书画对墨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墨迹光亮不滞笔。墨的历史也比较悠久，仅次于笔。隋唐时期，制墨业主要是在北方，唐末战乱，易水墨工奚超携家人迁居古歙州，开创了皖南制墨的历史。清代制墨业是皖南制墨的鼎盛期。主要分布在徽州的绩溪、休宁和宣城的旌德一带。

“笔墨纸砚与文化事业相辅相成，并行发展。宣纸、宣笔的出现，促进了绘画技艺的日益成熟，带动了当地书画艺术的繁荣。在宣城，真可谓人人习书、家家藏画，对书画的赏析、鉴定、收藏与学习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的风尚，也是迈入上流社会的必要条件。宣城画派正是适应这种社会风气的需要而出现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