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姚广孝只不过是朱棣的一介家臣

原标题：程万军：姚广孝只不过是朱棣的一介家臣

在对士人的驯化上，明朝的第二个祖皇帝、明成祖朱棣，不仅搞反面教材，而且还立标兵模范。

永乐九年即公元1411年，朱棣在罢黜个性十足解缙首辅之职后，拿起了解缙版的《太祖实录》，越读越不对劲，先前的赞誉都像是反语讽刺。于是心态多疑的他，又采取了行动，重新组织人马，下令三修《太祖实录》。

这次修史，他派的是心腹姚广孝，出任监修。

姚广孝是朱棣心目中的标准家臣。

姚广孝，生于元末即公元1335年，幼名天僖，江苏苏州人，本是一个医生世家子弟，但却年纪轻轻进入佛门，十四岁就剃度出家了，去苏州妙智庵为僧，法号道衍，是个精通儒释道三教的半儒半道之僧。

为什么一个医生子弟要学佛呢？史料显示，这是曲线入仕策略。在决定此子为僧的家庭会议上，姚广孝的伯父姚震之给出的理由耐人寻味：“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说与其当官光耀家门，不如就近学佛，超然物外，或更可得更大收获。可以说姚家目光长远，剑走偏锋，将仕朝与学佛有机结合一起。

法号道衍的姚广孝事佛，从一开始便不循常途。他读书工诗，曾师从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并研习兵法。同时，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如果考虑到当时红巾军起义于元末爆发，天下已然动荡，处此之时，道衍的所学所为该是意有所图的。

元至正二十五年即公元1365年，天下大乱即将破晓之际，姚广孝写了一《斥牟文》，对民间疾苦大发慈悲，说：“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视苗之长否，有老农泣于旁。余问其故，曰：夫虫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

此文以田间虫牟指斥人间恶相，表露了姚广孝身为出世之人，却时刻关注着现实社会。事实上，当时便有友人这样评价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

说他有平天下之才，只是暂时蛰伏。其实以隐者姿态示人的道衍，一向是不甘于寂寞的。

不过，元末乱世纷扰十数年，却并没有给道衍什么机会，随着朱元璋定都应天府，建国功成，元帝北遁，由乱而治的历史周期律似乎又一次地履行完自身的使命，开始了下一个轮回。尽管道衍于洪武八年因为通晓儒学被召至京师，但并未在仕途上有所斩获，而是于第二年春被“赐还吴门”，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过起了“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

当四年后，道衍再次出游，在浙江扬帆之时,47岁的他已是倚杖而行了，老态已现的道衍和尚只能慨叹“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了。

历史与姚广孝即将擦肩而过。但历史的诡谲与精彩也恰恰在于出其不意的机缘巧合。

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朱元璋广选天下高僧，随侍诸王，为已故的马皇后诵经祈福，道衍被推荐成行。因与时为燕王的朱棣言语投机，随即北上北平，成为庆寿寺主持。

姚广孝一生的功业便由此发端。

史载，道衍至北平后，“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我们知道，太子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即1392年去世的，在此之前，皇位继承人根本不是个问题，面对身为嫡子的大哥，老四朱棣恐怕也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而在此之后，随着皇太孙朱允炆被确立为继承者，朱棣必然在考虑“后朱元璋时代”的境遇了。道衍在洪武二十五年前后究竟在与朱棣密谋些什么，很有可能，他很早就预见到未来必有一战。

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在改变了大明朝历史走向的同时，也给了姚广孝一把开启事功的钥匙。

当朱棣正为侄子皇帝的步步进逼而惴惴不安时，道衍却已嗅到了迟来的历史机遇。他给予朱棣最大帮助，不是谋略，而是超凡信心。在起兵靖难之初，以地方军对中央军，朱棣心里并未完全有底，担心大明国民不会跟他走。而姚广孝以一句“臣知天道，何论民心”的天意玄机，力劝朱棣起兵夺位，并以术士“异日太平天子”的断语来对朱棣不断施加心理暗示。

当然，他并不是全部玩玄的，也有现实谋划。心理暗示同时，道衍理性分析了朱棣眼下的处境以及所拥有的优势资源，断言成功几率极大，并通过在燕王府中开凿地下室、饲养鸡鸭鹅等手段为遮掩练兵制器声音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这些都为朱棣起兵做了最基础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准备。

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在“清君侧”旗号下朱棣向侄子发难，靖难之役爆发。

靖难之役是姚广孝的成名战，在这场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如鱼得水，充分展示了“刘伯温二世”般的智慧。

战争初期，中央军趁朱棣进袭大宁、老巢空虚时，围攻北平，道衍作为当时北平实际上的大幕僚，负责了守御战，成功地保住了燕军老营。

之后，燕军先后遭遇“围济南三月不克”、东昌大溃、主将阵亡危急时刻，姚广孝因势利导，充当了政委角色，为朱棣打气，使得燕军将士坚持将这场看似希望渺茫的战争打了下去。

随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交战双方处于胶着，僵局迟迟无法打破。姚广孝又出高招，提出“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的战略决策，说白了，就是让朱棣不要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集中主力直插都城南京，这一招终于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戛然而止，燕军大胜收官。

一场以“一隅对天下”的不对称战争，只四年就见了分晓，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之地的朱棣居然笑到了最后，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同时，也不得不佩服姚广孝在战前的先见之明与战争中的纵横捭阖。

朱棣靖难之役的成功，改写了大明历史，同时也为姚广孝打开了入仕之门。

朱棣成为永乐帝后论功行赏，道衍和尚因“首赞密谋，发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成为创建永乐朝第一功臣。永乐二年即1404，道衍被授予太子少师之职，成为当时文臣最高级别，并复姓，被赐名“广孝”。孝者，前忠后顺，可见朱棣心仪臣子是何标准。

从此，“姚广孝”三字便成为明史中令无数人追忆的身影。有关姚广孝曾以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朱棣起兵的传闻便成为民间话坊乃至文人墨客笔端不断被渲染的传奇。这给君臣二人关系也增添神秘色彩。但是，世人不知，姚广孝功业成就后，遭遇了一次次拷问，做了高官的他，并不十分开心。

在“僧”与“士”身份间摇摆的姚广孝，在政治上似有大得，但朝堂生活却让他生出无以名状的自抑。因为他渐渐认识到，自己陷入了新一番士人悲命轮回。

姚广孝早年有不少志趣相同的诗友，储如名士高启等，在朱元璋为政严猛的风暴中，他们多成为洪武年间的冤鬼，这使姚广孝对于血腥酷政持有强烈的反感，恐怕这也是他积极策划靖难之役、以求推翻朱元璋既定政治框架的动机之一。

但当朱棣登上皇位，重构大明政治格局时，却以一场更加血腥惨烈的屠杀开启了“永乐之治”，人所共知的方孝孺事件就成了那个时期政治空气的范本。

在方孝孺之死上，姚广孝体现的是一个家臣的无力。当朱棣听从了他的建议，准备直袭京师之际，姚广孝曾特意提及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劝朱棣莫杀大儒。可朱棣却不仅杀了方，而且还“诛十族”。姚广孝只能无奈长叹。

永乐开朝后，姚广孝得到了荣华富贵，朱棣给姚广孝的太子少师是正二品实职，朱棣和姚广孝谈话，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少师，可见皇帝对他似乎是极为尊重的。此外，朱棣还允许姚广孝蓄发，赐给他府第和宫女，在朝堂上，他的衣着和身份，不仅在当时独一无二，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但这都是表面上的，实质上，姚广孝对朱棣，没有说不的权利，只有听命二字。

永乐九年，起疑解缙版史记的朱棣，决定重修《太祖实录》，于是任命年已七旬的姚广孝主持两部大书的编修。

皇帝让少师发挥余热，少师不敢不从。晚年姚广孝，兢兢业业开始“铲史”。

此次修史更加“仔细”，费时六年，删除一切对永乐帝朱棣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为是的“史实”。诸如为了证明朱棣当皇帝乃天命，史臣们又编造了这样一则故事——

老皇帝朱元璋在临死前一直咽不下气，反复问“燕王来未？”

这应该属于中国版天方夜谭。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临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诫皇太孙和大臣们要提防这位四皇子，绝对不会在临崩前想把皇位传给他，更不会说什么“国有长君，吾欲立燕王”。况且，建文帝即位时已经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姚广孝这所谓成就被后世垢病，学术史称他：“晚著道余录，颇毁先儒。”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修史编故事，姚广孝受到儒者的鄙视，晚节不保。

永乐十六年即公元1418年五月《太祖实录》成书，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经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而朱棣对家臣广孝的遗作非常满意，拿到成本后他“披阅良久，嘉奖再四”，并对跪伏于殿下的几个广孝跟班文人高兴地说：

“庶几少副朕心。”

终于，这个版本基本符合皇上心意了。不知九泉之下的姚广孝，得知皇帝此言，是欣慰还是惭愧呢？

功成名就后的姚广孝，曾搞了一次衣锦还乡。但是，回到故乡时，他的父母均已去世。父母没有看到他的功成名就，这不免使他感到有些怅然。更为尴尬的记录是，他回家乡长洲看望同母姊妹时，不但不纳，反而将他大骂一通。衣锦还乡的他，遭到姐姐痛骂，还导致老友绝交。他去访问老友王宾时，王宾不见，只远远地对他说：“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在朋友眼里，像姚广孝这样的出家人，至少是“不正”的。甚至是民族一罪人！你对洪武时期文人好友的命运痛彻心肺，你希望改朝换代，换来郎朗清平世界，但是去了朱元璋，来了仁慈的建文，不是很好吗？偏偏你又利用聪明才智，助纣为虐，扶植了一个比朱元璋更狠的屠夫上台。

一生蛰伏的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这两首诗，其实是变相地颂圣，意欲二者合一，自己做孔圣传人，朱棣做取代秦始皇的斩蛇之汉刘邦。

而他的这个伟大志士梦，算是实现了么？自古道“伴君如伴虎”，帝王无友。历史常态往往是做臣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好不容易混到了太平盛世，想安享几年的清福，就被做君主的莫名其秒的给秒杀了。而且，这样的事件始终贯穿整个历史至今，此起彼伏。但是，姚广孝与朱棣却是一个例外，广孝活到耄耋之年，寿终正寝。但究源由，这是以臣子忠顺为条件。广孝善终，是因为找准了家臣定位。有不少史料对姚广孝高度赞誉，称之为“黑衣宰相”，这分明是言过其实。夫家臣者，以君为国，故利君未必利民也。对于国家民族，他毫无贡献，对于主子朱棣，他却肝脑涂地。策划靖难之役，为明朝送上第二位暴君；编修太祖实录，篡改历史；冒名《永乐大典》，贪解缙之功。这个高人，一生干的这三件事，哪一个利国利民、能垂名青史？

即便姚广孝本人，追忆自己所为，怕也是难如意的。想当年，姚广孝千叮万嘱，要求朱棣不杀方孝孺，而朱棣却灭了方孝孺十族。这不禁令人拷问：在皇帝朱棣眼里，姚广孝究竟是高人还是家奴？如果他不识趣，是不是会比方孝孺死得更惨？又会不会和解缙一样，成为另一本反面教材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