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权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财富，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原标题：一个政权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财富，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

税收天堂的乌云

清代中国，居然是低税率的天堂，这是出乎后世大多数人的想象的。在列强入侵之后，低税率固然是出于坚船利炮的威逼，而在这之前，低税率则更多是为了“嘉惠远人”的“圣主立法”。

康熙在开放海禁的圣旨中明说，开放的目的是“彰富庶”。在康雍乾三代皇帝涉及关税的重要讲话中，往往加上“区区”二字——区区关税，以强调海关征税不是为了敛财，而是为了传播中华帝国的光辉形象。低税率，就是这种讲政治的产物。

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研究，当时中国的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中国商业史》）。

即便如此，天朝的海关依然饱受诟病，原因在于：显规则的关税虽然低廉，却从来都是“内部文件”，没有公开正式颁布，这导致各地官员任意解释、自由裁量，潜规则的勒索十分高昂。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说：“事实上，税并不特别重，而且都被巧妙地掩蔽起来，因此也不显著；但是人们对政府官吏的勒索总是斤斤较量的，不知数额的勒索总觉得特别重，所以那些经久不变的露骨的勒索，就成了激起愤懑的许多芒刺。”

潜规则大大抬高了外商们的实际负担，据马礼逊记载：“非法和额外课征都在真正帝国关税的4倍以上，而对于一项极重要的货品（棉花）竟公然提高到10倍。”

潜规则激起了外商们的不断抗议。1715年，东印度公司就向粤海关提出了几条要求，其中有：“海关监督须保护外商不受官吏们的欺侮和勒索，这些官吏每年都加收新的税收和勒索，而这些本来是被禁止的。”

1793年，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其中一项使命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马戛尔尼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多次强调了对“钦定税则”的尊重，但希望取得文字上的明确认可，以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取缔一切法定关税之外的收费。他并没能得到帝国政府的明确回答。

潜规则的杀伤力十分巨大。鸦片战争之前，中英之间的最大的贸易冲突，就在于英国商人希望“推翻广东官吏以对外贸易自肥的整个制度”（《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若干年后，挟鸦片战争胜利的余威，英国特使璞鼎查向中国政府发出照会，依然认为引爆战争的真正原因，是中国官场的潜规则：“粤海关与随带之衙役，左右勒索，额外苛求，以致正饷加倍三四，系英人不服，致启衅之大端。”

讲政治的税收天堂，终于被不讲规则的潜规则乌云彻底遮蔽。

1805年的广州港

行贿基金靠集资

1770年代，当广州的商人们决定成立一种特别基金，用于应对政府的勒索时，世界也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这一基金，由每家行商缴出利润的10%，而其作用，除了作为参与者们的行业互助保险外，主要是为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西方的史料，干脆称呼这是“行贿基金”。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创新，很快就国际化：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也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作为“规礼”，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中外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

“公所基金”的主要开支，就是应对政府的勒索。外商们统计出的这类支出，数额是惊人的。东印度公司查明，在1807年至1813年间，从公所基金中至少公开支出了总额498.8万两银子（《剑桥晚清史》），约合如今人民币1亿元。

催生行贿基金的制度根源，除了海关制度外，还有财政制度。“由于合法化的和经常的额外征课，以及由于征收人员为自己而征收的无定额的摊派，而这种摊派的征收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漫无限制，听凭征收者为所欲为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公所基金”作为行贿基金，行贿的对象是官方，而非政府官员个体。对于政府官员的私人孝敬，自然不在基金的支付范围之内，而要由行商们自行解决。

一个政权放弃了显规则的正道，却要从潜规则的歧途上聚敛财富，自然难以避免整个体制乃至全社会的腐败与沉沦。而这种聚敛却仿佛有独立的生命，不断地自我壮大，令各方都难以停歇。

此时的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处境一样，都需要寻找一种既能满足政府需索，又能满足商人图利的高利润商品，东西方的视线开始聚焦到了一起，那就是鸦片。

救命的行贿名单

叶恒澍杀人了，而且据说杀的是官场的同僚，却成功地逃脱了死刑。有限的史料，并没有详细记载他的案情，各方所关注的，是他凭什么能够免死。

他并非什么达官显贵，论官职，仅仅是通过捐官获得了“州同”的虚衔，最多算是科级干部；论财富，他也就是一个小老板，在澳门拥有一艘渔船，雇人打渔。

然而，这位小名“阿西”（Asee）的广东人，却在1821年（道光元年）创造了大清帝国司法上的奇迹——最后仅仅以贩毒罪名而被判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到达配所后杖一百。

在写给朝廷的报告中，广东地方当局只字没有提及叶恒澍行凶杀人之事。尽管在华西方人的记载中，众口一词地说他是因为杀人或者雇凶杀人而被捕，但这些罪名严重的指控，在中国正史中都消逝得无影无踪。

根据两广总督阮元的奏折，这也就是一个简单的贩毒案。案情为：道光元年七月，叶恒澍船泊娘妈阁，偶遇来澳门贸易的相熟者福建人陈五。陈告诉叶，有一批鸦片，每斤12银元，问要否买进。于是叶与同伙一起凑集1320银元，向陈购入110斤，旋以1斤16元洋银的价格，售与一不知名的墟客（市场客商）。

杀人罪改成了贩毒罪，只因为叶恒澍有一个特殊身份，他为澳葡当局的一个基金服务，而这个基金的唯一作用是向大清国的官员们行贿，以换得他们对鸦片贸易的睁眼闭眼。当叶恒澍因杀人被捕后，在审讯时故意揭出了与杀人案无关的大量行贿细节，惊动了这张遍布广东官场的鸦片保护黑网，有关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以重罪轻判换取他的沉默。

这个基金的设立，其实也得到了大清海关官员们的“暗示”。一项新的海关法律规定，进入澳门港的葡萄牙船在卸货前，必须接受大清官宪临场检查，如发现装有鸦片，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这一打击鸦片走私的举措，被官员们当作了权力“寻租”的大好机会，而深谙大清国情的葡萄牙人，立即与时俱进地设立了行贿基金，羊毛出在羊身上，以维持鸦片贸易的和谐局面。

这个基金，由澳葡当局动用公权力直接征收，输入澳门的鸦片每箱要缴40银元，根据当时鸦片进口量推算，每年可收10万银元（约7万两，折合如今人民币计1400万元），绝非小数目。

叶恒澍靠着对行贿名单的掌握，捡了一条性命，但这却刺激了那些感觉自己被绑架的官员们，他们最有力的报复手段，就是对鸦片贸易设置更多的壁垒。

【摘自：《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 》雪珥[澳] /著 金城出版社】

图书信息

书 名：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

作 者： [澳] 雪珥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书 号：9787515517445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定 价：69.80元

海外学者雪珥截取晚晴国运几个颇具代表性的节点，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历史故事……

内容简介

晚晴国运，早已尘埃落定，甚至似乎成了老古董，但百年来国人未必看得清楚——鸦片战争，究竟我们败在何处？八国联军侵华，是否就只留下满腔义愤？辛亥革命，帝制被弃之如敝履，我们还丢掉了什么？

海外学者雪珥截取晚晴国运几个颇具代表性的节点，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历史故事——鸦片战争，其实背后隐藏着中英两国的国际贸易冲突。八国联军除了给我们带来了耻辱，也带来了另一个文明的镜鉴。辛亥革命中ziu为悲催的那些人，他们的命运也预示着之后共和国国运之多舛。晚晴“国企”的浮沉，也让我们看得似曾相识。《贸易战、八国乱与倒霉蛋——再说晚清国运》，至今仍足堪医国者忌！

作者简介

雪珥，原名蒋文胜，澳大利亚华裔学者。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

雪珥兼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李鸿章政改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