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江山仅维持了15年便“二世而亡”，始皇帝做错了什么？

原标题：秦帝国的江山仅维持了15年便“二世而亡”，始皇帝做错了什么？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在他第五次巡行全国的路上，前无古人的始皇帝就这样不情愿地离开了人间。令始皇始料未及的是，他苦心经营的、希望传至“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赢姓江山，在他死后的第四个年头便寿终正寝、“二世而亡”了，这不能不说是赢政的悲剧。作为第一位统一帝国的设计师、改革家和建设者，秦始皇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呢?

综观秦国由一个被诸侯“夷翟视之”的西陲小国逐渐发展壮大为令诸侯恐惧的“虎狼之国”，直至最终“海内为一”统一全国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不断的改革，才使秦国各项制度逐渐完善，国力不断增强，最终完成了一统的宏伟大业。同时，改革又是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专制，也创造了专制，只有专制才产生了这虎狼强秦!然而也正是这种专制，毁灭了不可一世的强大的秦帝国!这一点在完成秦帝国一统任务的秦王政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总观赢政的一生，从他大权独揽的那一天之后的所作所为，似乎说明了秦王政脑海中只有一个理念，那就是“定于一尊”。为了疆域的“定于一尊”，他可以礼贤下士，卑辞厚礼，忍气吞声地接受尉缭的讥讽还要强用他为国尉，甚至“见尉缭无礼，衣服饮食与缭同”;可以在李信出战失败后，知错就改地向他笑话过的大将王剪认错，并立即倾全国之兵放心地交给王剪，让他继续率军打仗。

常有人赞叹秦王政的军事指挥才能如何高超，实际并非如此。在统一六国过程中，秦王政几乎没有直接指挥过任何战役，但他最大优点在于知人识人，善于用人，在他身边聚集了当时各方面最杰出的人才，且其中如李斯、韩非、尉缭等等大都不是秦国人，却为秦国的统一而尽心尽力。正是依靠这些良臣猛将的谋略与勇武，秦国最终在短短的十余年间，摧枯拉朽般地扫灭六国，统一诸侯。

然而在“六国毕、四海一”，真正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宏伟大业后，秦王政“定于一尊”的理念似乎并未淡去，反倒因为疆域一统的完成而更加强烈，甚至非要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可。正如尉缭所说的，“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他开始变得无比专制，因此他的英明天纵就同愚昧残暴联系起来。

为了实现更深层次的“定于一尊”，他首先非常骄傲自夸地给自己立了一个专用的名号—“皇帝”，并建立了相关的一整套制度，将自己提高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原来常常可以和他分庭抗礼的大臣，顷刻问似乎一律变成了和“黔首“(这也是始皇帝的“杰作”)地位差不多的奴仆。臣下对于皇帝的“制”、“诏”只有唯唯诺诺，俯首听命，全然不见了统一以前的那种和洽气氛。天下从此只是他一个人的天下，是他赢姓一家的天下，可以“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秦帝国疆域空前广阔，如何进行有效的统治是始皇帝必须面对的问题。大业草创，各方面的制度还很混乱，他必须整齐划一，“定于一尊”。于是，全国统一推行郡县制，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车同轨，书同文，甚至“行同伦”。还有，就是“焚书坑儒”也应当划归这一理念驱使下的必然动作之一。为了维护和巩固秦帝国的统一，他又南征百越，开通西南夷，北逐匈奴，修筑万里长城，五次巡游全国。如此多的大事情都发生在短短的11年间，怎能不令人惊叹!

然则秦帝国的江山毕竟仅仅维持了15年，没有实现始皇万世统治的宏愿，便“二世而亡”了。这留给后人尤其是继秦而立的统一的大汉帝国统治者们深刻的印象和教训。他们试图从各个方面剖析秦帝国迅速灭亡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但他们几乎异口同辞的认为秦始皇是个“刻削毋仁恩和义”，为法峻急，不恤民情，极端残暴的暴君。可怜这位有着伟大功绩的始皇帝在传统的善恶二元论中，就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没有人再重视他“千古一帝”的丰功伟绩，对他光辉的一生做出恰当的评价。

秦王政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的秦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在此以前，中国的领土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统一，有的只是散在各地的部落和各自为政的诸侯国，没有统一的国家组织。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国家机器相当弱小，仅仅直辖王畿一带狭小的区域，“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样的国家，与其说是形式上统一的国家，还不如说是实质上分权的部落、城邦间松散的联盟。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的大帝国，应该从秦王政建立的秦帝国算起。

秦统一帝国的出现，首先是这位封建帝王宏伟夙愿的实现，他本人也处处以完成统一诸侯的功绩自夸，这在他数次巡游中于峰山、泰山、琅琊、之罘和碣石等处的刻石上可以得到印证:同时，天下一统又是符合战国以来社会大众普遍心态的。(孟子·梁惠王上》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荀子·议兵》也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都反映了春秋以来人们渴望和平、希望走向统一的心声。所以“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者何?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作为统一大帝国的构建者，秦王赢政的功绩是伟大的。

后世对于秦始皇的咒骂无过于“焚书坑儒”与修筑万里长城了。焚书坑儒行为本身无疑是残忍暴虐的，无数先秦重要的文献典籍付之一炬，众多学识渊博的学者被坑杀，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大劫难。然则这种行为尤其是“焚书”，秦始皇并非“始作俑者”。《孟子·万章下》说:“诸侯恶其害己也，皆去其籍”，是战国诸侯对于“害己”之书必焚之而后快，然诸侯究竟以何种书为“害己”，后人已不得而知。不过，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燔(诗)、(书》而明法令”，是秦人焚书也不始于始皇。

然而始皇帝却是将这种办法在统一大帝国的范围内推行的，这就直接导致了在原东方六国拥有较大影响的儒家学者对秦政权的强烈不满。商鞅焚《诗》、《书》时，秦还是一个西陲的诸侯国，儒家学派在

这里的影响非常小，法家思想在秦国的确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对手。此后虽有吕不韦在平灭六国的过程中，试图以一种“杂”的态度，以儒、道为主兼容并收各家的《吕氏春秋》，来影响和培养将来统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秦王政，但当秦王政从吕不韦手中夺得国家大权并很快面临着如何统治一个此前绝无仅有的统一大帝国时，他压根儿没看上这种要求君主“清静”、“无为”、行“德政”、“顺民心”的学说，而是很快接受了秦国传统文化即法家学说的熏陶。从“磋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表达了对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钦羡之情，到任用韩非的同学李斯为丞相，无不体现了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重视。

而此时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随着天下的一统，汇集于这个统一的帝国中，其中又当以儒家学派的思想，与秦的统治思想的反差最为强烈。他们挟《诗》、《书》“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竭力维护过时的以分封制为代表的各项制度。这种“往后看”的退步思想与“师今”的秦王朝的法家进步思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始皇及法家派官员看来，儒家思想就是反动思想，于秦帝国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极为不利，依照传统做法，必须将他们的“教科书”彻底禁绝，才能在思想上“定于一尊”，于是，顺理成章的有了“焚书”事件的发生。但这并没有限制住儒生继续在背地里说秦始皇的坏话，散布“反动”言论。始皇闻之大怒，将捕到的数百人全部坑杀，从肉体上将“反动派”消灭，形式上实现了思想上的“定于一尊”。这种残暴的做法，对于怀着“定于一尊”观念的始皇，是行之当然且行之有效的，同时它又是专制政府处理“异端”的必然。后世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万里长城的修筑也是这样。自古以来农业民族的王朝对于游牧民族的入侵，主要采取防御战略，只不过依据历代王朝实力的强弱，而大体分为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而已。从来没有哪个农业民族的王朝以积极进取的战略来对付游牧民族。在这种情况下，长城在抵御游牧民族中的重要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因此无论如秦汉两代的积极防御还是如明代的消极防御，政府都十分重视长城的修建。秦始皇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他作为千古一帝的深谋远虑，他将原来分裂时期秦、赵、燕等国各自修建的长城联结起来，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万里长城。

长城的修筑与戍守，无疑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深重的赋税、大量征发的徭役以及为保证这一切迅速而有效实现的严刑峻法，使得大量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并最终在这些人中最早爆发了反秦的陈胜、吴广起义，拉开了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然而长城又是不得不修的，作为一位为统一帝国作长久打算的皇帝，秦始皇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地将匈奴隔绝在塞外，以确保帝国江山的长治久安。由“亡秦者胡也”的谶语，首先联想到“胡’即匈奴，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匈奴攻势的强劲、形势的严峻，后来的几个汉人统一王朝也多踵始皇之旧迹，在边境上继续修筑长城，始皇的雄才大略于此可见!

然而我们在肯定始皇对外开疆拓土、修筑长城，对内采取种种“定于一尊”措施的积极意义时，不得不看到始皇帝不自知地将他的种种宏规远图，毫无分寸地施加在以武力刚刚实现疆域一统，而其他各方面还很不稳定、离心力量甚至相当大的帝国上，终于导致秦帝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继之以二世更加贪暴的统治，最终把始皇希望传之万世的赢姓江山毁于一旦，这不能不说是秦始皇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