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本天皇在侵华战争中做了什么？

原标题：揭秘日本天皇在侵华战争中做了什么？

利用内阁、军部的对立，裕仁天皇居于其间，对重大事务作出决策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实行所谓“兵政分离主义”。按照《日本帝国宪法》，一方面，天皇“总揽统治权”，内阁“国务各大臣，辅弼天皇，负其责任”；另一方面，“天皇统帅海陆军”，由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辅翼，实行“统帅权独立”原则，内阁无权干涉。因为内阁与军部互不统属，又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存有分歧，为实现“国策统一”，他们只能听从天皇“圣裁”。裕仁正是利用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制衡，使自己处于决策核心。

譬如，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陆军提出不扩大战略，内阁则态度强硬，宣称要“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这时的裕仁反对因对苏备战，而与蒋介石政权妥协，站在了首相近卫的一边。在缔结法西斯三国同盟、实行“南进”、对美开战等重大决策中，裕仁都起到了平衡各方意见，扩大战争的关键作用。①

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时，东条英机、重光葵都提醒天皇，苏联将日本视为东亚的最大威胁，如果战争继续，日本将被“共产化”，危及国体。而天皇与大本营则相信，苏联在未来同英美的对抗中，会需要日本，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为此，裕仁甚至一度置《波茨坦公告》于不顾，直至苏联出兵东北。②裕仁这个政策选择，让日本国民遭受了原本不必的两颗原子弹袭击。

在另外一些方面，裕仁也是权力机构分立的受益者。比如情报获取，因内阁与军部，甚至宫中集团、枢密院、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彼此合作很少，但负有辅弼天皇的责任，只向裕仁分享情报。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中战损失4艘航母，内阁、陆军还被海军蒙骗时，裕仁已清楚地知道了真相。战时被裕仁信任，曾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披露，“天皇非常了解战局发展情况。所谓天皇被蒙在鼓里的说法不正确……所谓属下蒙蔽天皇、擅自作战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③

天皇的存在，压制了各机构对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使日本需要一个统一决策时，就能迅速获得。但是自幼深居宫中的裕仁，缺少外交、军事经验，只能依靠宫中大臣与各种情报判断局势，很多时候的决断并不正确。同时，他也没有能力真正弥合政府与军部的关系，只是让两者保持表面上的“一致”，实则是暂时掩盖矛盾，为战败埋下伏笔。

1936年，裕仁天皇一家。

裕仁天皇不是不问政事的“立宪君主”，能充分行使统治大权

为了提高这种多元体制的效率，日本在战时先后设置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大本营政府联络恳谈会”“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等。如果商讨的内容极为重要，还要有天皇出席，召开所谓“御前会议”。这个会议的意义之一，就是让外界看到，“内阁与军统帅部之间对需要商议的事务经过妥协达成合意”。④

出于躲避责任的目的，裕仁在1946年初对身边人说：“所谓御前会议是个可笑的东西……会议出席者都在内阁会议或联络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御前会议）纯属形式，天皇并没有控制会议气氛的决定权。”⑤表面看来，裕仁说的没错，确实是在内阁、军部召开的联络会议，做出决定后，才召开御前会议。裕仁绝大多数时候，在御前会议上也缄口不言，使自己看上去是一个真的立宪君主。

但事实上，在御前会议上批准的各项政策，裕仁都在事前知道且同意。他通过“内奏”与“御下问”，间接处理国事。所谓“内奏”，就是军部、政府的重大政策，呈交天皇裁可前，需要先通过“内奏”告知天皇。如果天皇不同意，这项“内奏”就会被驳回，打回去修改，直到天皇满意。同时，天皇还会召见相关辅弼者，进行“御下问”。通过这些问题，天皇会暗示自己的意见。⑥

裕仁对内奏极为重视，“有诱导性的提问和反问（如1938年1月15日对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对蒋介石态度的上奏）……甚至毫不留情地大声呵责（如1938年7月20日对陆相板垣征四郎张鼓峰出兵案的上奏）”。⑦近卫文麿、东条英机也为准备内奏殚精竭虑，甚至要命人编写《御下问奉答资料》备查。这些内奏经反复讨论，足以反映裕仁想法时，才会正式裁可，使之成为“国策”。仅1941年9月—1944年12月，陆军参谋本部的内奏就有95次。隐身幕后的裕仁，不必为决策失误担负任何政治责任。

除此之外，裕仁还能通过大本营向陆军、海军发布“大陆令”、“大海令”；以发布诏敕表达对战争的意见。依照档案统计，二战期间，大陆令发至1392号、大海令共发361次，而关于军事的诏敕也有200多件。⑧这些都是裕仁天皇在日本近代特殊体制中，游刃于政府、军部之上，行使统治大权的明证。

1938年，裕仁天皇主持御前会议。

注释：

①⑦⑧陆伟：《日本对外决策的政治学——昭和前期决策机制与过程的考察》，博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②④（美）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书店2014年；③⑥龚娜：《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下皇权的运作机制》，《社科纵横》2013年第3期；⑤《昭和天皇独白（一）》，周铁山译，《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1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