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挪用：下乡知青巨额安置费失效原因

原标题：贪污挪用：下乡知青巨额安置费失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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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巨额经费，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造成这许多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却是：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国家在知青下乡时拨付一定安置费用，并采用一些补助措施，都是为了使知青能比较顺利地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

插队知青与兵团(国营农场)知青的所有制形式不同，安置经费的数额与拨付途径始终各有成规。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就安置经费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一下子掀起高潮。在国家没有及时就安置经费与物资补助做出统一规定以前，各省市已参照“文革”前的旧例制定了本地的补助标准。如江苏省南京市规定，城镇知青单身插队、插场(指到农场)的，安置费平均每人220元；成户插队的平均每人130元。主要用于建房，其余用于学习材料、旅运、生活补助、生产、生活用具、合作医疗等。城镇回乡人员的旅运费由动员地区发给，安家落户确有困难的，由安置地区酌情补助，平均每人40元。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9年2月13日。南京市规定的安置费标准，略低于“文革”前的国家规定。吉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50元；对插场知青，每人拨安置费400元（《吉林省劳动志》，1992年铅印本，第80页）。湖北省规定，对下乡插队知青，每人拨安置费230元（《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两省分处南北，故插队知青的安置费略有差异，但是都沿用了“文革”前的旧章。这应是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做法。

1969年国务院召开的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对知识青年安置的开支标准，制定出几条原则。同年，在全国计划座谈会期间征求了意见。尽管这些原则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后来出台的正式文件可以得知，不过是“文革”前旧制的翻版。1970年8月，财政部综合各省、市、区的意见，根据一年多来运动的进展状况，经与主管部门研究，对安置费的开支项目和标准，作出统一规定：国家拨付的安置费，主要用于城镇下乡人员的建房补助、生活补助、工具购置补助、旅运费和学习材料费等。安置费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计算，平均每人不超过下列标准:

单身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230元，北方每人250元。

成户插队、插场的，南方每人130元，北方每人150元。

参加新建生产队、新建扩建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五七”农场的劳动力，每人400元(含部分建设资金)。

家居城镇回乡落户的，每人补助50元。

不难看出，除进入国营农场(包括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安置费由从前的1000元至250元改为一律固定在400元外，有关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与“文革”前规定如出一辙。

同时，对知识青年跨省安置的路费、到高寒地区插队的冬装费重新做了规定：组织跨省、跨大区下乡的，每人分别另加路费20元、40元，从关内跨省到高寒地区插队的，每人补助冬装费30元(到国营农场的，由本人自理)财政部:《关于安置经费的开支标准和供应渠道的试行意见》，1970年8月20日。。

安置经费属国家专款专用，由各省、市、自治区财政部门按照已经下乡的人数，规定的开支标准和实际花钱进度，分期分批地进行拨付。除动员地区使用小部分外，其余归安置地区县、社统一掌握使用，不发给个人，不准挪作他用。并提出，在一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最好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规定几个不同的补助标准，不要平均分配。

安置费中动员地区使用部分又称动员费，主要用作知青下乡时的交通费、途中食宿补助、困难补助等。各地标准不一，约在15—35元左右。安置地区使用的部分主要用于建房，以及购置小农具和家具，粮、油、医药等生活补助。生活补助原则上为一年如福州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35元，分到安置地区的经费为195元，用于下乡第一年的生活补助，购买农具、家具，建房，医疗，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见国务院知青办调查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公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情况调查》，1979年5月17日)。又如武汉市知青，安置费每人230元，其中动员费(交通费和衣被补助费)15元留市，其余215元由省拨接收地区，交生产队掌握使用(见《武汉劳动志》，1991年铅印本，第290页)。

为了管好用好安置费，国家还制定了“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群众监督”的原则。要求下拨到生产大队的安置费，由党支部和革委会领导下的“三结合”小组负责进行监督；安置经费要单独立账，专款专用，严格收支手续。对于安置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布，接受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审查监督中央安置办公室、财政部军管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军代表:《关于加强安置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1970年6月23日。。

加入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按国家规定每人安置费平均400元，跨省、区者分别远近增补旅费20、40元，其安置费的用途与插队知青有别，除用于支付旅费、发放津贴费、伙食费、购置个人物品外，建房费统一纳入兵团(国营农场)基建计划以甘肃省农建11师为例，自1964—1969年的6年间，国家共拨给安置费2496万元，其中60%用于基建，15%—20%用于生产，20%—25％用于安置（见《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在各兵团，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投资是列入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的。因此，即使国家拨付的知青建房费不能及时到位，因各兵团均领有巨额基建投资，所以并不至于妨碍知青住房的建设进度。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1969年共接收知青5万余人，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实际只拨款1152万元。尽管安置费未如期兑现，加入兵团的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原因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何岚、史卫民:《漠南情》，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兵团(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安置费用中占很大一部分的建房费，因与国家下拨的基建投资混在一起而难以理清。不过，虽然他们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毕竟还都有房住，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因没有房子住，而不得不借农民房、住牲口棚或分散住到农民家中的情景，实在是强了许多。

除拨付安置经费，在日用品供应、口粮供应、食油供应方面也做出相应规定。

日用品供应。“文革”期间，生活日用品匮乏，购买棉布、棉花等物均需票证，限量供应。为了照顾下乡知青，各地都免票供应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蚊帐等物资。如四川省1968年规定，凡下乡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一床，棉花2市斤，棉布23市尺，单人纱布蚊帐一床，由商业部门设置专柜，凭上山下乡光荣证优先供应（《自贡市劳动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口粮供应。插队知青，原则上由国家供应一年，或由下乡青年到农村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由当地粮食部门，按照他们所在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包括公社生产队分配的口粮、超产奖励粮和自留地收获粮的粮食总平均数)和国家统销价格，从统销粮中安排供应。

食油供应。也按当地城镇居民食油标准供应一年，或从到达接收地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食油分配时止。

下乡知青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落户的，食粮食油按所在场职工和家属的标准供应参见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1964年3月20日。“文革”初继续沿用该规定。

上述措施表明，国家为开展这场运动确实殚尽心思，而且花费巨大财力。1967—1972年，全国共动员了747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支出经费约在17—18亿元左右官方统计前后略有差异。据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文称，从1962年到1972年，国家共拨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经费25亿元，实际开支21亿元，结余4亿元。另据1981年3月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86—89页：同期中央财政拨款25亿元，实际开支19.9亿元。“文革”前城镇下乡知青129万人，按每人安置经费230元估算，约开支3亿元。扣除这部分，即为1967年到1972年间开支的经费。然而，支出巨额经费，并没有解决下乡知青的安置问题。由于对知青经费管理松弛，相当一部分钱被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使插队知青没房住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问题动摇了知识青年留在农村的决心。

【摘自:《中国知青史》著/定宜庄 刘小萌 当代中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