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毛主席同窗，娶邓小平前妻，儿子是副国级干部，自己却坐了8年牢

原标题：他和毛主席同窗，娶邓小平前妻，儿子是副国级干部，自己却坐了8年牢

2007年，有部电视剧火遍大江南北。

这部电视剧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读书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和革命之路。

这部电视剧，就是《恰同学少年》。

看过《恰同学少年》，或是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些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青年学生，日后都成为了栋梁之才，甚至有些同学，在工农革命初期，职位比毛主席还高。

其中一位，就是李维汉。

与毛泽东成立新民学会

同周恩来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

1896年6月2日，李维汉出生于长沙县高桥镇学仕桥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但凡有些家国情怀，都是清醒而痛苦的。

李维汉的长辈，也不例外。

他们居住在高桥地区一座有名的建筑，9栋13厅，鳞次栉比。

每天走出大门，是高耸的照壁，走进大门，是深达三进、层层叠叠的屋子。

狭小的天井、蜿蜒的回廊，像走投无路的峡谷底，像匍匐狰狞的蟒蛇身，逼得人喘不过气来。

李维汉，就是在这既清醒痛苦、又压抑逼人的环境成长起来的。

他以为，离开这栋建筑，就能挣脱枷锁，呼吸新鲜空气。

于是，他努力读书，并于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

可当他真的出了门，才发现那时的中国，就如同幼年的他，在巨大的阴影下走投无路、压抑逼人。

年轻的李维汉心中蹿出一股火气：既然这阴影让中国走投无路，那我就要打破这重重阴影！

抱着这炙热的革命理想，他与校友毛泽东、蔡和森等有血性、有志气、有抱负、有担当的爱国青年一拍即合，结伴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成立了新民学会。

那个时候，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

1918年暑假，新民学会会员大都毕业。会员们经过深入研究探讨，认为要实现学会的中心任务，很好地解决个人出路与整个社会的改造相结合的问题，只有向外发展才是出路。

他们同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一样，大都怀抱着通过勤工俭学来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望。

随后，李维汉四处筹措经费，甚至不惜变卖家产。

1919年10月31日，李维汉和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等162人乘船自沪起航赴法。抵达法国后，华法教育会把李维汉他们安排在巴黎西郊的华侨协社里住下。

李维汉晚年回忆：“我们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这时，李维汉的思想主要被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所左右。

他们的这种思想很快体现在行动上。1920年1月李维汉、张昆弟、李富春等人组织成立了一个笃信工读主义的团体———勤工俭学励进会。

正是在这里，李维汉认识了周恩来，而他，也是毛泽东等人中最早和周恩来有交集的人。

李维汉故居

“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那个时候，他们都很迷惘。”戴正林说。

那时的他们，被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吸引，觉得非常新鲜、美好，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年轻的他们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实现。

1920年春，李维汉到了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大型军火工厂哈佛尔施乃德钢铁厂香巴尼分厂做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资本的束缚和控制的问题。

受蔡和森影响，他阅读了《共产主义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革命进步书籍，思想逐步发生了改变。

1920年8月初，在李维汉、李富春等人推动下，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告示此次改名的通知是由李维汉发出的。

毛泽东对工学世界社这样形式的组织和活动极其支持和赞赏。

李维汉等还经常请蔡和森出席工学世界社的重要会议，现场给予指点。

1921年2月28日以蔡和森、李维汉为首的赴法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组织发动了求“生存权”和“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要求北洋政府发放津贴，并承诺勤工俭学学生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求学。

“这场运动暴露出勤工俭学学生内部意见有分歧难以形成统一行动、力量单薄等缺点和不足，给了李维汉等组织者深刻的经验教训。”戴正林表示，这件事促使李维汉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严酷的斗争成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成长的大熔炉，也使那些已经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青年深刻认识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李维汉同周恩来、赵世炎等转向了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

1922年底，受旅欧少年共产党委派，李维汉回国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3年4月~1927年4月，他接替调往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

在其任职的4年中，他领导湖南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斗争，使湖南成为中国大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中共中央曾两次在报告中表扬李维汉领导的湘区区委斗争策略“稳当周到”。

1927年，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按照现在的级别来说，是正国级的高官。

郭沫若 周恩来 李维汉

能力出众，错误突出

被关押到83岁才重获自由

31岁即可出任正国级的职位，李维汉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能力强到什么地步？现在的省长、省委书记，处理一省事务，就够繁忙了，而他，则出任了一整个“江南省”——江苏、安徽、上海市、浙江等地——的省委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

能谋善断的李维汉，干过中央工作，做过边区工作，当过统战部长。

李维汉最擅长做的就是统战工作，也是革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搞统战工作就是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一点李维汉做的非常出色。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维汉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负责政协代表的提名。

他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等5个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称赞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出的力最大”。

同时，李维汉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具体筹划，毛泽东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专门向他征询过意见。

李维汉提出的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的建议，经中央讨论，作为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列入《共同纲领》。

1951年4月，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李维汉纪念邮票

可能力再强大的人，也会犯错误。

李维汉身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或地方的主要领导，亲身经历了党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三次“左”的错误。

第一次是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

它源于八七会议，形成于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于中共“六大”。

当时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的组织部长。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是指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它源于中共“六大”，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

第三次是指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

在反“罗明路线”中，李维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后来，李维汉在回顾中央苏区时期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时说：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

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

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

正因为于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在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李维汉（右）与毛泽东

这些错误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随时间而消散。

建国以后，从1962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北京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作为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遭受毛泽东的批判。

中央统战部在部务会议范围内开展了政策、思想检查，特别是对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所提出的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的理论观点，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先后开了40多次，历时半年之久。

1964年5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的问题。

会后，中央统战部便开始了对李维汉的第二次批判。

在部务会议上作了两次检查，李维汉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的错误。

1964年12月，被撤职后的李维汉离开了工作岗位。那时的他，已有68岁。

快到古稀之年的他，并没有想到之后的时间里，还有更严峻的事情等着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个承认自己犯过“反党反中央反毛泽东”错误的老人，在“文革”期间，会遭受怎样的待遇？答案不言而喻。

李维汉的晚年生活，开始于受到迫害、被批斗40余次，关押8年之久，直至“文革”结束后，83岁的李维汉才重新获得自由。

重获自由的李维汉，坚决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坚决拥护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反对个人迷信，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李维汉拥护的这些讨论、路线，都出于邓小平所提的建议。

其实，李维汉的邓小平之间关系，远比拥护者和被拥护者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李维汉的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

巧合的是，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也是金维映。

李维汉，娶了邓小平的前妻。

李维汉（左）与邓小平（右）

三个人的革命爱情

金维映是有名的“阿金大姐”，1926年10月加入了我党，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

金维映1919年曾在岱山县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声援“五四”这动的宣传，毕业后任该女校教员，1926年组织女校师生响应“五卅”运动，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工运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金维映被捕，经党组织营救而被释放。后到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从事秘密的工人运动。

1931年春夏之交，党组织指示阿金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在上海，金维映认识了正在上海工作的邓小平。

他们一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并且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不久，他们结为夫妻。

1933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在邓小平遭受批判后，思想压力太大的金维映被迫离开了他。

1933年李维汉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此时金维映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

在共同的工作中，金维映爱上了李维汉，并于该年冬结为伴侣。

两人结婚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仍然聚少离多，直到1937年，随中央机关迁到延安时，才和李维汉团聚在杨家岭山坡上窑洞里，结束了他俩长期漂泊不定的生活。

长期的战争生活和艰苦环境，使许多从长征过来的女同志身患多种疾病。

1938年春党中央派金维映、刘群先、方志纯等一批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谁也没想到，她这一去，竟成永诀。

金维映到苏联一年多后，突然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开始她还能坚持学习，但不久，病情加重，党组织考虑送她去莫斯科一家精神病院治疗。病情稍微稳定后，又送他去一家疗养院治疗。

1941年，希特勒军队进攻莫斯科时，金维映所在的医院迁离了莫斯科，但他并没有逃出敌人的魔爪。

在白俄罗斯附近，疗养院遭到德军的突然袭击，猛烈的炮火炸毁了医院，金维映从此下落不明。

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解放后，有同志从苏联回来，听说她住在医院里，在敌人的炮火下，牺牲了!”

所幸，金维映还留下了一条血脉。

她和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担任过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是副国家级的高干，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李维汉在晚年把主要精力花在写回忆录上，在他看来，这是为国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把历史保存下来，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他说：“为什么说老干部是宝贵财富？我想有两条，第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像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第二条就是应该多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为将来写好中共党史做点贡献”。

1982年，86岁的李维汉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直到1984年8月11日去世，享年88岁。

这个被习主席邀请谈话的安徽青年，放弃美国绿卡，回到家乡小城，竟是为了这抹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