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选择“九一八”日期入侵中国的原因解密

导读：1931年9月18日，从这一天起，东北成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14年的殖民地;从这一天起，东北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从这一天起，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侵略战争打响，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

寻找发动战争的口实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春夏发生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最突出的事例。

万宝山是长春的小村镇，当时汉奸郝永德将盗租的农田转包给无籍朝鲜人耕种，并在其他农户耕地上开掘沟渠，引起纠纷。日本遂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地农民，双方发生冲突但无伤亡。而后在日警的武力保护下，强行开渠竣工，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这样一桩强盗事件，日本侵略者却颠倒黑白，捏造数百名朝鲜农民被害，酿成在朝鲜各地的排华风潮。

所谓“中村事件”。1931年5月，日本军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当其一行到达苏鄂公府附近时，被屯垦第3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

于是，“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成了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口实。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满洲青年联盟，派人前往关东军司令部，要求行使武力，还组成了“母国游说团”，回日本拜访政军等各界人物，举行集会。日本各法西斯团体和右翼组织也召开联合大会，叫嚣解决“满蒙问题”，“除断然使用武力之外，别无其他途径”。执政的民政党也通过决议：“对于侵犯既得利益的行为，要毅然行使自卫权”。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煽动的侵华狂潮，已席卷了日本列岛。

关东军原计划9月底行动

1931年8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应付多变之时局，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

接着，本庄会见了关东军的两大支柱——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并对所属部队进行了巡视，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本庄训示中明确提出对于危害日本的“满蒙”权益的“不逞之徒”或“有侵犯之虞者”，均应“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膺惩;并要求各部队“万一发生事变……要有必胜的决心和准备，不许稍有麻痹”。

到9月18日事变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三年之久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做好了准备。尽管关东军的活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外务省已经风闻关东军在策划阴谋，外务大臣币原为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鉴于这种情况，军部中央决定派遣建川美次前往东北，“以防患于未然”。

对于军部派建川去东北的意图，一般认为是让其“劝说”关东军暂缓行动。但众所周知，建川是主张行使武力的强硬派，对关东军的策划持支持态度，与其说让其“劝说”，不如说前去点火。美国学者甚至认为，建川作为昭和天皇的亲信之一，是暗受天皇之命前去指导关东军的。于是，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同时还通过大川周明派中岛信一立即飞往东北，向关东军通报有关情况。

防泄密提前发动侵华战争

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今田等人主张立即动手，花谷等主张与建川见面后再做决定，意见不一。至16日凌晨2时，坂垣诈称暂停行动。然而仅过了几小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出现变故，并不是因为建川要来东北发生动摇，而是为防止泄密，并排除所谓“不坚定者”(主要是指花谷正，因为此人爱吹，嘴不严)。

公元1931年9月18日，星期五，农历辛未年八月初七日。这一天，在中国沈阳，日本法西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以武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9月18日下午7时许，带着“劝说”使命的建川美次到达沈阳，但他并没“劝说”，而是在日本饭馆里酒足饭饱后，躺在了艺妓的怀里。此时，关东军守备队川岛中队已全副武装出发了。

他们以巡查南满铁路为名，到达了沈阳城以北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约800米的地方。这里当时叫做柳条湖村(曾讹传为“柳条沟”)。川岛中队到达后，由河本末守中尉率领几名士兵，在南满铁路一侧路轨的连接处安装上炸 药，然后点燃了导火索。时间大约是22时20分左右。

随着一声爆炸，寂静的夜空被打破了。被炸坏的铁轨和枕木的碎片，飞落到铁路两旁。据后来满铁调查，爆炸只造成了轻微的破坏。关东军只进行小规模破坏是有用意的：第一，避免造成列车阻碍或颠覆，不使旅客滞留现场，防阴谋败露;第二，关东军只需在现场留守少数人员，可集中兵力进攻北大营;第三，可保证将铁路及时修好，便于以后的军事运输。

实施爆破之后，川岛中队随即赶到现场，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发起攻击。并用电话向坂垣报告。坂垣接到报告后，遂根据事先的计划，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关东军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按《攻取奉天城计划》出动。夜23时许，安装在独立守备队院内的巨型榴弹炮开始向北大营轰击，一场灾难降临到了沈阳城。

张学良不抵抗原因成谜

然而，这时东北当局和东北军却是群龙无首，不知所措。军政长官张学良时在北平，东北军政委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代行。由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1931年夏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蒋介石不但不加强东北国防，反而于8月致张学良“铣电”，让张对日本之挑衅不作抵抗。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学良给臧式毅、荣臻发来密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如何寻事，我方务必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由此看来，张学良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介石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策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

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对于张学良的表白，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也好，还是判断失误也好，他推行了不抵抗政策，客观上挫伤了东北军爱国官兵抵御外侮的积极性，致使东北军迅即溃败，将东北的大好河山丢掉。在这个意义上，张学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

24小时内沈阳内外沦陷

由于不抵抗主义，东北军的防务只能是建立在“逃跑主义”基础上，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精锐第7旅，拟定了敌进我退的方案。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也造成了防务松懈，官不守职。

事变发生当夜，第7旅主官，只有参谋长赵镇藩和620团团长王铁汉留守营中，当敌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赵镇藩急忙用电话向荣臻请示办法，荣命令：“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在敌攻进营垣大肆杀戮的情况下，赵镇藩下令部队按计划一边掩护一边向东撤退。

张学良

在突围中，620团王铁汉部进行了英勇抗击，其他各部被敌分割，突围情形极为混乱。至19日晨5时左右，敌完全占领北大营，并将其付之一炬。北大营之战，日军以区区4个中队数百人，进攻东北军近万人劲旅，结局却是日军获胜。这在战史上极为罕见。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抵抗主义造成的。如果我军迎头抗击，完全可消灭敌人，日侵略计划难以实现。

在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步兵第29联队侵入商埠地，向沈阳城发起攻击。由于中国军警接到不抵抗命令，除个别略有抵抗外，基本上对日进攻没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辽宁省政府几次与日本驻沈总领事馆交涉，要求日军停止进攻，甚至表示要“打开城门，以示没抵抗之意”，但日领馆却回答：“中国军队破坏满铁铁路，责任在中国”，并以“军人行动，领事无权过问”相推诿。

日军第29联队几乎未遇抵抗，很快从沈阳城西北角突入城内，到19日晨6时左右，占领了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军政机关。沈阳城失陷了。接着，由辽阳赶来增援的日军第2师团主力，到达沈阳后，立即投入战斗，很快占领了沈阳航空处及兵工厂。然后又向沈阳(东北军讲武堂所在地)发起进攻，所在教职员和学生也由于不抵抗命令，随败退下来的第7旅官兵一起撤退。19日中午时分，日军占领东大营。至此，沈阳内外全部沦陷。 (摘自《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