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素质低也是国情

　　不知为什么，我们谈国情的时候，从来不包括人口素质。其实这是不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一个国家建设得好还是坏，管理得好还是坏，人口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人口素质高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差，可以搞得很好；人口素质差的国家，自然条件虽好，也可以弄得一塌糊涂。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出于对他国的尊重，这里不便指名道姓。
　　
　　我们在谈论国情的时候，除了忽略最重要的因素之外，还喜欢自夸，目的大概是为了鼓舞士气。但自夸是欺人之谈，也是自欺之谈，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虚夸虚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理解，那就是一个人病入膏肓，为了振作他的精神，鼓励他与疾病作斗争，慰问的人会不顾事实地说，你没事，安心养吧。《红楼梦》里的凤姐就是这样安慰秦可卿的。现在我们应该具备实事求是、勇敢面对现实的客观条件和自信力了。
　　
　　多年来，我们总是说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最近，终于有专家呼吁，教材中不应当自夸地大物博，因为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自夸不利于节约资源。我们一直把人口众多当作一个优势。但温家宝总理不久前的谈话暗示了人口过多是一个不利因素。他用13亿做分母，来检视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民生产总值，这就很客观。我们的认识正在实践中深化。毛主席当年说，"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后来的经验证明，这个经验适合农业经济时代，在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时代，"人"字前面应该有一个限制词：高素质的。当今世界，人口素质是最重要的国情。
　　
　　关于中华民族的素质，我们以前总是只说"勤劳勇敢"，对于人口的低素质状况却讳莫如深。不错，中华民族确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热爱和平。不单这些，还有其他优点。但是，我们不应当犯片面性的毛病，而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最近有一个谈话，据我所知是高级官员在正式场合把人口素质作为国情来考虑。他说："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8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几亿之众！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他还说："人力资本跟物力资本、金融资本一个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即使不生产，它依然在消费。不是先进生产力，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些激动。我高兴地看到，我们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实事求是。
　　
　　既然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该是高素质的人，而低素质的人则只能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为什么是破坏力？低素质人口不生产也一样要消费，摊薄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这还只是一方面，还有破坏的方面。城市下水道井盖屡屡被盗，被砸碎了当废铁卖，还导致行人受伤，这不是破坏力是什么？城铁的信号电缆屡屡被盗，致使城铁停止运营，这不是破坏力是什么？
　　
　　王忠明是从一个民族受教育程度的角度谈素质。这可以称作教育缺失型低素质。这一类型的低素质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的。在明朝以前，我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人口素质也比西方高。明朝中叶以后，我们在经济上落后了，人口素质也掉了下来。对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当代中国人没有责任。当代中国人的责任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
　　
　　人口素质还应该包括道德水平。道德在我国滑坡是一个事实，谁都承认。山体滑坡是一个可怕的自然现象，速度快，涉及面广，破坏性大。把公众道德的退化叫做"道德滑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提法。这就产生了道德缺失型低素质。
　　
　　我国公民在道德领域里最大的、最核心的、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只有两点，第一是缺乏法律观念，第二是缺乏诚信。所谓滑坡，也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妨做一个调查，选定两张严肃的报纸，收集一周的负面报道，看看有多少与这两方面有关。我做过粗略的统计和比较，发现几乎百分之百与这两个缺乏有关。无论是刑事方面的案例，还是商业方面的案例，还是社会方面的案例，几无例外。
　　
　　发达国家的一条经验，是公众的法律意识强，执法机构完善而且执法很严。这就有了秩序，不但减少了破坏力，而且形成了合力。在我国，人们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关系叫路子，也叫门路。关系多的人，叫做"路子野"、"门路广"。关系多，如鱼得水，事事顺遂；关系少或者没有关系，则寸步难行。在关系面前，什么法律法规，都成了摆设。所以，许多人都十分注意建立"人脉"。在我国社会，违法行为常常不被看作危险和耻辱，反被看作有能力有办法。暴力抗法的事情也屡有所闻。最近还听说歹徒居然敢追打警察。至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不法之徒，桌子底下就搞定了，不必动刀动枪。法律的权威不立，秩序就大乱，自有人乱中取利，更多的人是在乱中失利，严重的失去生存条件。这是关系文化，不是法治文化。
　　
　　再说诚信度。从报纸杂志上看，我们已经有许多人见证了，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相互之间有信任感，他们甚至表现得很轻信，很"傻"。他们面对素不相识的人，先是把他看作是一个诚实的人，自己也以诚相待，但一旦被他发现，这人不诚实，那他再也不会信任他了。他们还有一套机制，一个人干了无信的事情，这人在这个社会里就难以生存了。我们这里的程序刚好相反。素不相识的人，我不能信任，一定要熟悉以后，经过一段观察甚至考验之后才能相信。所以，我们习惯于相信亲戚、朋友、战友、同学和同事等等自己熟悉的人。但是，自从道德滑坡以后，我们连亲友都不敢相信了。因为，有那么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专门骗熟人，谓之"杀熟"。更可怕的是，没有诚信的人，玩权术、施诡计的人，在我们国家往往不会受到惩罚，有许多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发达起来了，"人五人六"地招摇过市。"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等等，已经是几年之前的社会生活总结了，如今又有了新的发展，真正叫做于今为烈。严酷的现实迫使做父母的不让孩子读安徒生童话，说孩子太善良太单纯了今后无法适应社会。还有些人大力提倡狼文化，叫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如此这般，人家的社会是越来越诚信，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不诚信，社会诚信度像山体滑坡一样，一泻千里。(一些大国的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和国内政治中往往表现得很不诚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另文探讨。)
　　
　　道德缺失型低素质状况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不知道谁能说清楚。如果说，其破坏力超过教育缺失型低素质，大致不会错。偷下水道井盖与淘空一家企业相比，与几十上百亿的贪污浪费相比，与对不可再生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
　　
　　民族素质的提高，特别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的同志说，我国人口素质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须要几代人的努力。此话有理。文化有其稳定性，民族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待于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也有待于点点滴滴的积累。
　　
　　现在的人都喜欢听好听的，本人有点不识时务，说了一大堆扫兴的话。但我们看看，那些在建设和管理方面比较的国家，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总是不满意、不踏实，好像总是面临一大堆问题，好像天要塌下来了似的。有些年，我们曾专门报道人家自己说出来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在一天天烂下去。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烂下去，而是在忧患意识中发展起来了，发达起来了。我们自己却在一片叫好声中停滞不前或进步迟缓达数十年之久。这正应了一句老话：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老祖宗的经验之谈也不能忘记。改革开放20多年了，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我们应该具备足够的自信力了，我们有条件和必要在心理上来一个转变，即不但要转变观念，也要转变心理。不要以为一说缺点弱点就会天下大乱。眼下，新闻媒体搞监督搞得有声有，天天都在揭露问题，天并没有塌下来。不但没有塌下来，反而促进了工作。更何况，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党所一贯提倡的。如果能真正做到实事求事，承认我们人口虽多但素质不够高，真抓实干，那么，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国民素质就可以有显著的提高。而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高素质的表现。所以，第一步要革不实事求是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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