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洪正春的心事：远征缅甸活着走出野人山( 2 )

接受完这批卡车，我们迅速北撤，与大部队在同古汇合。而在3月8日，仰光沦陷。

当时我只记得，英国人战败，日本人从南面打过来了，我们必须协助和掩护他们撤退。我们一个车队，载着五六百名官兵，奉命跟在罗司令的吉普车后面，南下增援。车队是晚上出发的，出发前，上级专门对所有卡车司机传达了军令：不准超车，不准开灯，不准鸣喇叭，每辆车的距离拉得很大，车队走了整整一个通宵，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

天亮时，已经到了腊戌附近，罗司令通过无线电台得知，密支那已经被日军占领，他随后命令汽车上的部队全部下车。命令部队放弃坐车，并将所有汽车全部烧掉。而当时，戴安澜率领的前线部队正在跟日军浴血奋战，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罗司令下令，我们这支队伍步行，往北走。这一次远征军的大撤退，部队都散落在缅北崇山峻岭之间的野人山上。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不就是翻山回国吗?进了山才知道，穿越野人山有多难。

我们当时一起进山一队人，大概有35个人，都是后勤部队的。进山时，我们都带上许多吃的东西，还有厚厚的衣服，担心挨饿受冻，甚至还牵着一头牛进山。

那可是原始森林，雾相当大，地上很潮湿，又要爬山，由于带的东西太多，实在背不动，我们只好扔掉一些，轻装上阵。我只保留了一件英国人的大衣。

         
山里经常没有路，草深得没过腰，有毒蛇，还有据说能吸一斤血的山蚂蝗。山顶覆盖着积雪，半山腰也非常冷。晚上还能听到山中野兽的嚎叫声，晚上战友们休息时，要留一个人放哨。有好几次，轮到我，我站在那里，风吹草动，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时候我才是20多岁的年轻人，心里那个怕啊，生怕草丛中突然窜出一只老虎。

后来，吃的没有了，队伍里有的人被饿死、冻死。有人在倒下之前，说："我走得有点累了，你们先走，让我睡一会儿。"说是想睡觉，睡着睡着，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们那个排的排长，就是这么睡死的。

越走越绝望，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走出这片绝地。有时见到山里有村庄，去问山民讨点吃的，他们家里的食物，早就被之前路过的部队讨光了，空欢喜一场。运气好的时候，能要来二两米，一群人就着野菜吃。有时要来的是苦荞麦，做成饼很难吃，我们拿一锅开水烧开，煮着吃，就很好吃。

一路上，英国人撤退时留下一些吃剩下的芭蕉根，我去捡来吃，很苦很涩。后来实在没东西吃，我们就把牛宰了，吃牛肉。可是天气热，牛肉很快就坏掉了，真可惜。

因为战乱，缅甸当地的老百姓也可怜，我亲眼看见在路旁，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女孩，母亲倒在地上，刚刚饿死，小女孩还不会走路，正趴在母亲的胸口上，拼命吸奶水。看样子，小女孩也饿得不行了。

我看得眼泪都要掉下来。我当时想，如果能把小女孩带回国内，把她养大，该有多好，可当时我们自身难保，自己都快饿死了。

在山里转悠了半个多月，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后来，我们遇到一个逃难的云南人，原先在缅甸做生意的，会讲缅甸语。他带着我们，找到当地部落。这些部落看上去像野人部落，以捕猎山里的野兽维持生计。无论男女，都不穿衣服。女人头发长了，就用刀割头发。最后，部落的人答应当向导，这才把他们带出了大山。

   
    前前后后，我在野人山里走了约三个月。35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9个人。走出大山之后，有一个当地村的保长给我们饭吃，然后问我们，你们是坐船还是接着走路。累得精疲力尽，就选择坐船。从水路，9个人一路漂到下关、大理。

联系上部队之后，汽车团二营派了汽车来接我们回部队。在云南曲靖，第200师休整了三四个月。第200师在缅甸损失太大了，我回去一看，汽车连里都是生面孔，好多兵都不认识，连长换掉了，营长也换掉了。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们，都死在远征的道路上。就连我们师长戴安澜，穿越野人山之后，也化作一堆骨灰。这让全师上下陷入一片悲痛。

后来才听说，中国远征军以10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战场的只有4万多人;最终穿越野人山回归国境的，只有3000多人。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200师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在缅甸打仗的时候，部队对待逃兵非常狠，都不枪毙，直接拿棍子打到死为止。打人的棍子跟扁担一样粗，打昏了就用冷水浇醒，醒了继续打。这么好的一支部队，大多数人死在野人山上，实在伤心。

在印度蓝姆枷训练的日子里

回国后，我又被派往印度，加入中国驻印军坦克第七营，营长叫鲍劲南。军衔仍然是上士，干的是老本行，也是开汽车的司机。

我在印度兰姆伽的训练营接受训练。这是一项盟国在印度驻训中国军队的计划，有很多外国教官。我在那里不但开车，还学会了如何拆地雷。

训练营的训练和生活条件非常优越，比国内条件好太多了。一日三餐，有面包、牛奶、牛肉、猪肉、青菜、豆腐，伙食一日一换。

         
穿的是高档的英国皮鞋、毛线袜、毛线衣、棉毛衫、衬衫，裤子是卡其布的。光毯子就发了五床，连手纸和肥皂都有得发。就是有一点不好，训练营里白蚁太多，把我那几床羊毛毯都咬出一个又一个洞。

每个月，每个中国士兵能领到40卢比的薪水，相当于当时国内的80元钱。克扣得厉害，有时候拿到手的钱，连20块都没有。叫连长帮我把钱寄回老家，后来才知道，一分钱都没寄到家里。拿了薪水，能去商店买汽水和冰淇淋吃。

在训练营里的中国军人多半会几句英语，当兵的发音不标准，军官的英文更流利。除了说英语，我还会说一点印度语，比如"同志、先生"等印度语单词，还有从1～10的印度语单词，都是自学的。

我每天都负责接送中国学员上下课，跟他们一起学习，也要教人开车。我还当上了班长、助教，当助教待遇就更好了，每天能分到一包烟，外加一袋葡萄干。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兰姆伽待了1年半时间，我再也没有上过前线战场。我跟随部队直接从印度开车回到昆明。回国的车队，浩浩荡荡有100多辆卡车。

到家才知哥哥因为我被鬼子杀害了

之后，我随部队来到南宁。杜聿明把我们带到越南境内，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们接收了日本人的10辆军车，汽油都没有了，只能烧酒精。比起美国人的福特车，日本车差远了。

在越南，我被60军收编去，给60军军长曾泽生开车。后来，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军长率部起义。

当时，我跟随60军军部一路坐船北上，说是要"剿共"。我们在葫芦岛登陆，到沈阳，又转移到长春。

   
    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不愿意。人民解放军包围长春时，我就偷偷跑到吉林市，那里是解放区，我在一个专门做麻袋的工厂做工，还参加了工会组织。

1949年，我听说金华解放了，想回家。我跟工会申请回乡，工会领导同意了，还发给我两个月工资当路费。

我回到家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回到家，就遇到两个悲剧。头一个是一进门，就看到哥哥洪海春的遗像。1943年的一天，日本兵进了洪村，见到我哥家里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我穿着国民党军装。日本兵就用刺刀刺死了我哥，一把把他推进了池塘里。

我把自己的名字洪正中改成洪正春。第二年，又一个悲剧接踵而来。我娶了一个老婆，当老婆怀孕时，得知我以前是国民党兵。她非常生气地说："国民党心肠都很坏的，我怎么会嫁给一个国民党?"说完就跟我离了婚。

后来，我已经离婚的老婆生下来一个女儿，扔给我养。从此，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后半辈子，我没有再婚。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人说那些过去打仗的事情了。

我在学校里教过一个学期的书，小学语文。1960年开始，我摆了一个小摊，专门帮人补鞋、补雨伞、配钥匙，靠一点小手艺过活，一晃30年过去，做到80岁才歇。

现在我已是四世同堂。每个月只有100多元的生活补贴，日子过得是清苦了一些，幸好身体没什么毛病，也不抽烟。当年没有死在野人山上，也是上天对我的恩典了，一辈子过得平平安安的，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