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陈寅恪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1926年6月，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有“清华三巨头”之称。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大名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然而，当时的陈寅恪却默默无闻。
　　
　　据说是梁启超推荐陈寅恪的，为此他还和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大吵一番。曹云祥是纠结陈寅恪一无重要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这样一位“二无”留学生何以担得起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重任？梁启超驳斥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是加在一起，也没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在梁启超的力争下，1926年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先生接到了国学院的聘书。
　　
　　一个无学衔，无重要著作的留学生，有人聘他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有人称他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有人说他是“教授的教授”······这不得不让我们惊叹，惊叹之余又陷入沉思，沉思之后的结果是：真才实学是多么的可贵！
　　
　　然而，陈寅恪所处的真才实学的年代已经随着时光流逝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了遥远的绝响。如今是一个重“学衔”“著作”的浮夸年代。贺海波，李庆生，陈湛匀之流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他们何德何能承担得起“学者”“专家”的名号,又何德何能动不动有厚厚的“著作”问世？要知道才高八斗如钱钟书，一生著作也寥寥无几，其中《管锥编》更是穷尽他半生心血；学富五车如陈寅恪，一部《柳如是别传》亦要耗尽十年岁月。如此看来，今天的“大师”们扪心时是否有愧？还能吃得香，睡得安吗？然而，我却不知道这是他们的错，还是时代的错？如今信息泛滥，各种电子高科技产品充斥着我们的日常；五花八门的娱乐消遣手段蜂拥而至，引诱着我们。由于人性有与生俱来的惰性，使得我们很难分配出读书了。很少有人对此加以节制，绝大多数人都是任由这种奢侈之风蔓延下去。我们从小就很难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没能在读书上勤奋，这就很难达到真正的真才实学。基础不牢，勤奋不够，即使是天才也成不了如钱钟书，陈寅恪那样的大师。于是，冒充“大师”便不足为奇，学术造假亦不足为奇！
　　
　　再者，如今教育在宣扬无用的，“贴标签”的知识。江苏高考中文科考生语文是有附加题的，从《红楼梦》《三国演义》《老人与海》等中外10部名著中出题。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同学根本就没读过一本名著，题目却答得特溜。什么艺术特，中心思想，情节都答得头头是道，甚至比看了原著的同学答得还“标准规范”。他们不用花时间名著，只需考前加紧背诵有关名著的资料，便可事半功倍，高枕无忧，答起题来如行云流水，逢考必过，且以高分飘过。然而，我想说的是，我们花功夫费时间去学那些无用的死知识干嘛？这样的考试目的何在？意义何在？文学是一种人学，是对人命运的一种承载。好的文学作品，是要我们认真阅读的，在阅读中体会语言的魅力，从而引发对的追问和思考，让精神与灵魂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可是现实中我们被无用的，“贴标签”的知识所包围着。说起杜甫作品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说起李白作品的特点就是“自由洒脱”，此外关于杜甫，李白我们又能了解多少呢？他们的其他作品我们是否拜读过呢？我们是否知道杜甫也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自由洒脱”；李白也有“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沉郁顿挫”。如此说来，那些“贴标签”的定位是否过于狭隘呢？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浪费时间学那些无用的，“贴标签”的东西呢？因为考试要啊，记住了，考试便可拿高分。学生高兴，开心，家长满意，一举三得，各得其乐，岂非善事？几年毕业了，各种证件，学位就混到手了。要知道，当年陈寅恪先生拿得出手的文凭只相当于今天的高中毕业证，我们的学位可比陈先生高得多呢！
　　
　　我望着桌边的教科书，一种莫名的茫然涌上心头。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无学位，却学富五车；而今天，我们拿着各种所谓的“证件”“学位”，却不学无术。细想，真是天大的讽刺，羞愧得难以抬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我不禁要问，是我们错了？时代错了？还是其他的某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