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优势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

原标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优势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

各族人民心向党（1977年） 叶浅予 绘

实践反复证明，深厚紧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割不断、打不散的

记者：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承德，在参观《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时，一幅展现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示意图，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每读这段历史，我们依然感受到当年热血沸腾的英雄气。回顾万里东归的壮举，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王学斌：万里东归，青史名扬。土尔扈特部源自历史上的克烈惕部，其早期历史可上溯到公元8世纪的九姓鞑靼。明末清初，属于厄鲁特蒙古四卫拉特之一的土尔扈特部由于不堪忍受蒙古王公之间的内部纷争，于是向西迁移，最终来到伏尔加河流域。

那时，伏尔加河流域还是一片荒芜的地区，地域广袤，水草丰盛。土尔扈特部来到后，便在河的南北两岸定居下来。他们逐水草牧放牲畜，用汗水浇灌了这片漠漠荒原，在这里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虽然身处异乡，土尔扈特人依旧心系故土。比如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派出图理琛使团慰问土尔扈特部。在宴请图理琛使团时，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说：“（土尔扈特部）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可见土尔扈特部曾频频与清政府遣使朝觐，驿马不绝。

然而好景不长，17至18世纪正值沙皇俄国崛起、大肆扩张之时，身处异乡的土尔扈特人备受剥削和压迫。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无非两种：要么继续任凭沙俄摆布，最终落得个族灭人亡的下场；要么奋起反抗，回归祖国的怀抱。年轻的部族领袖渥巴锡毅然决然：“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立即行动，回到太阳升起的祖国！”于是，1771年1月4日，土尔扈特人于伏尔加河结冰之时集合部众启程归国。

归国之途，何其艰难！一路上，土尔扈特部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冲破沙俄军队的追赶拦截，历经艰难困苦，经过半年，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但一路损失严重，当时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古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物资供给土尔扈特，帮助土尔扈特人渡过了难关，在祖国的故土上“皆安居得所”，“俾得以所至如归。”

当年秋天，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并宴请渥巴锡等人，渥巴锡将祖传腰刀进献给乾隆皇帝。土尔扈特东归壮举历时7个月，行程万余里，死伤近9万人，震动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

两个半世纪前的壮举给后人留下重要启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民族想要发展、壮大都必须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离开了祖国的怀抱，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最终必将沦为别国的附庸。

这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往事，展现了拳拳赤子之心，彰显了伟大民族精神，又一次印证着这样的判断：“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实践反复证明，这种深厚紧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割不断的、打不散的。

历史的层层积淀，深深地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镌刻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

记者：地处京师和塞北之间的承德见证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留下一段段“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民族团结佳话。

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正是为实现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统一而修建的。其历史渊源和经验启示是什么？

王学斌：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塞外精心营造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不仅昭示着皇家园林的气度与非凡，体现了中国建筑的雄伟与瑰丽，还蕴含着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文化认同，凝结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

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之所以伟大深厚，关键在于它是由众多民族一起携手塑造的，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风雨过后重见彩虹，也与各民族的众志成城密不可分。其中“大一统”思想就是典型的关键理念。

纵观历史，渊源有自。大一统传统之形成与完善，大致经历了五个重要阶段：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

漫长的先秦时期是大一统的滥觞期。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最初由炎黄二族演变而来，他们原是古代两个部族，在长期交往中结合为一体。《楚辞·天问》有云：“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炎族的图腾龙背负黄族图腾熊出行，说明两族已高度融合，“炎黄子孙”遂为中华民族大一统之象征。进入商周时代，礼乐文明逐渐发达，这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降至春秋战国，周王室衰落，礼崩乐坏，诸侯林立，天下苦乱久矣，反而催生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

《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三字的最早出处。大，意指尊崇；大一统，即尊崇一统。后来儒家几位宗师皆接续该理念，如孔子盛赞齐桓公和管仲“一匡天下”，孟子力主“天下定于一”，荀子追求“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都是在倡导一统天下的主张。最终，由崇尚法治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为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基础。

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提出系统的“大一统”理论，既是对先秦以来有关学说的承袭，同时经他个人发挥，加上汉代之推崇，被后世奉为圭臬。自此，“大一统”纳入其构建王朝治理的实践后，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历朝无一不将之贯通于治道的因革损益与治术的进退消长之中。

在如此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大一统思想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各民族经过反复的双向碰撞和互动，丰富着既往的以“大一统”为主要内容的天下观，形成“天下共主”，促进了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凝聚。

多元一统，功不可没。值得关注的是，清朝特别重视对边疆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的管辖与治理。清雍正帝坚持“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并且将该理念成功灵活地运用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和多元文化当中。清人对西藏和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及文化习俗，深入了解，诸如采取“金瓶掣签”、满蒙联姻、盟旗制度、内外札萨克、王公封爵、驻藏大臣、回疆伯克制、改土归流、避暑山庄外八庙、木兰行围等政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可谓成效卓著。

应该说，清朝的开疆拓土与治理，奠定了现在我们通常所讲的中华民族的主要民族构成成分和领土范围，可谓功不可没。

总之，这一系列具体做法的层层积淀，便深深地将许多宝贵的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镌刻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中，“大一统”思想只是众多理念之一。同时，这也是各民族文化习俗交流交融、汇聚一体的过程，成为根深干壮、枝繁叶茂的文化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备深远的历史基础、积极的现实观照和崇高的未来指向

记者：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具备深沉厚重、绵延不绝的伟力。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角度来看，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王学斌：这就落实到我们的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那么，“信”从何来？它孕育于绵延的历史之中，须在抚今追昔中走向未来。“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的文明可谓悠久，虽然屡经内在嬗变、外来冲击，俱能凤凰涅槃、再造重生。在数千载岁月无声的潜移默化下，中华文明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培育了共同的文化信仰、恒久的国家信念与深厚的民族信心。

这份文化信仰、国家信念、民族信心就在历史长河的滚动中以独有的东方风度，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

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备深远的历史文化基础。正是在五千多年的各民族交往与融合当中，我们形成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在此之上，在漫长而剧烈的历史变迁大潮中，我们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的现实观照和崇高的未来指向。从世情审视，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势必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机遇与风险。因此，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民族自强，文化为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伟大民族精神中最内核且最深邃，最柔软又最稳固的精神纽带。

相较于古代埃及、两河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未曾中断；数千年来，各民族间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历代制度屡经更化，活力长存，文化类型多元，制度资源丰富。这些，都内化成为历史演进中的一股力量，或许可视作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文化基因。

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支撑中国文明的必要架构、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必由途径、是承载民族记忆的必然选择。

作为重中之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既是来自历史的，也是立足当下的，更是面向未来的。

各民族因它的存在而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其意义不言而喻。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之“纲”，关乎全局，关乎未来，可谓极端重要，正所谓“壹引其纲，万目皆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