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脱贫攻坚“新基建”，被加戏的后疫情时代

原标题：陈根：脱贫攻坚“新基建”，被加戏的后疫情时代

文/陈根

目前，新冠肺炎累计确诊逾830万，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一。自COVID-19被世卫组织定义为全球大流行（pandemic）以来，其已成为当前影响全球经济走势最重要的变量，疫情扩散范围和持续性也一再刷新各界的预期。

新冠疫情造成的封锁已导致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幅度的失业率，经济的急剧下滑也让人们感到震惊。我国经济第一季度GDP报告，从各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3.2%）；而第二产业受到的影响最大（-9.6%），这是因为人员流动受到限制，产业链就无法正常运转，因此第二产业受到的冲击几乎是“休克”式的；其次为第三产业（-5.2%）。

尽管近日疫情在北京的反弹引起了国民的高度关注.但相对总体而言，疫情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2020年，我国还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完成“十三五规划”等重要任务。

面对疫情时代的经济下行，不少人寄希望于“新基建”，两会期间“新基建”也被不断提词，那么，“新基建”是否能担当稳增长大任？被加戏的“新基建”的初衷和归宿又是什么？

“新基建”的临危受命

在“新基建”以前，传统的基建主要是指铁路、公路、桥梁、水利工程等大建筑。对于一个大陆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稳定的基础。没有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电力和通讯系统，现代工业就无法运行。

尽管“新基建”在疫情期间一度被推上风口，但回顾近几年，就会发现“新基建”在中国并不是一项临时的危机救助计划，它最初始于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该会议提出“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包括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等。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以来中国顶层会议如国务院常委会、中央深改组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会议均提到 “新基建”。目前市场比较流行的“新基建”定义来自中国官方媒体CCTV-4。根据CCTV-4，“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项：5G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

事实上，特高压、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以及新能源充电桩并非信息基础设施范畴，而属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设施等建设项目，即传统的“铁公基”。值得一提的是，“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与“特高压”是在2018年10月中国国务院《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中首先提出的。

无论“新基建”狭义上指信息基础设施，还是广义的既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一些传统基建的新内容，通过近几年的回顾就会发现，“新基建”的使命要么是补齐科技创新的短板，要么是补齐基础设施在区域上的短板，或者是夯实某些产业的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而这些归根结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新基建”的提出并非临危受命用来稳增长和逆周期调控，其初衷是从供给侧入手提高发展质量，而非追求速度。因为，光靠短期快速投资无法解决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当然，不可否认“基建”能起到一定的稳增长作用，中国历次非常时期如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基建投资都承担了稳增长的大任。但历史在变，中国在变，一二十年之后，“新基建”能否再次成为中国特别时期的稳增长主力？

从“新基建”到消费券

想要知道“新基建”能否担当稳增长的大任，则先需要明确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大梁。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分别为3.53%，1.9%和0.67%，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2003年SARS爆发时期，这“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分别为3.6%、7%和-0.6%，即SARS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基建投资在应对中国2003年应对SARS，以及2008年度过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现阶段中国的发展动力和产业结构与2008年次贷危机、2003年SARS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以往的非常时期，中国加大投资对冲掉了净出口或者消费的大幅下滑。但现阶段中国增长动力已经升级，消费已经取代投资和净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来源。而疫情对承担中国增长重任的消费冲击更为直接，涉及面更广。

事实上，中国在经历了4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拉动GDP增长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其一，由政府通过财政预算主导的投资，也即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比重不断下降；其二，由于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各国纷纷关闭关门，国际贸易几近停摆，出口呈断崖式下降，“中国制造”面临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消费之于中国经济愈加重要。

从产业结构看，中国现阶段是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而2008年金融危机、2003年SARS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工业是中国最大的贡献部门。

2019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3.8%、36.8%和59.4%，中国产业结构已升级为服务业主导型。而2008年中国三大产业结构的贡献分别为4.4%、58.2%和37.4%，彼时中国是典型的工业国家；在SARS爆发的2003年，中国第二产业的贡献高达59%。

当前中国已经成功实现产业升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越投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胜过工业，而疫情对中国冲击更严重的在服务业和消费领域，第一季度的GDP报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至此，“新基建”对于疫情的作用已然明了。不可否认，“新基建”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能起到一定的稳增长作用。但我们也需要明白“信息基础设施”这类“新基建”光靠短期大规模投资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追求投资速度而过度投入和重复建设，容易造成“新基建”若干年后的产能过剩，就像当年的光伏产业和“四万亿”之后煤炭钢铁等行业造成的产能过剩。

从消费券到“新基建”

对“新基建”内在逻辑的了解，也能够让我们更理解后疫情时代发放的大量消费券的作用。以杭州为例，第一、二期杭州电子消费券分别兑付政府补贴1.45亿元和5736万元，累计带动杭州消费22亿元。其中，清明小长假三天，消费券带动杭州消费7亿元。在消费券发放后，杭州市区内30家大型商场（综合体）的日营业总额从日均4000万元上升到了6000万元，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5%左右。

具体而言，消费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为扩大效应和乘数效应，即发放消费券增加居民收入，带动额外消费增加，使全社会消费支出规模扩大。而消费的扩大又通过刺激产品销售使企业加大投资，同时，稳固并增加就业，进而实现经济比消费更大幅度的增长。

从世界历史经验看，发放消费券是许多国家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是遏制经济下滑、刺激消费、活跃市场的关键举措，有助于拉动内需、稳定就业、释放信心、推动经济复苏。诚然，提振消费决非一蹴而就，消费的提高受可支配收入、财产、社会保障、消费习惯等因素制约。只有配合其他举措，消费券才能起到持续性的刺激作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优化市场供给、营造消费生态、提升治理水平等方面形成合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消费券政策的实施是由各地政府与互联网平台携手完成，即数字化消费券，这就又回到了“新基建”。“新基建”的核心就是数字化，从技术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数字化是一个业务数字化的过程，由数字化消费券也可以看出未来中国服务业全面数字化的端倪，这也是“新基建”的具体展示。

通过数字化平台发放消费券，一方面能够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可以助推商家实现数字化经营。中国目前尚有80%的服务业没有被数字化，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市场。要打造服务业数字化的“新基建”，平台须通过自身平台升级、持续生态开放，携手服务商推动线下服务业加速变革。

虽然新冠疫情出乎意料，但经济衰退从来都不是由单一事件引起的。相反，它们是实体经济中积累起来的过剩的结果。由于之前的经济扩张持续了创纪录的10年时间，到2020年已经存在大量过剩，而此次疫情只是已在逼近的经济衰退的导火索。从更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新冠疫情造成了供需双弱的独特萧条场景，却也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艰难蜕变。

对于被加戏的“新基建”，我们的正确认识和理性对待，也会帮助我们在后疫情时代对经济的恢复有一个合理的期待。但可以确定的是，科技变革才是经济体系最重要的一种产出。“新基建”如此，电子消费券也是如此。科技的长足发展甚至比走出疫情困境更重要，因为它关乎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