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与高敬亭被枪决案（下）

原标题：叶挺与高敬亭被枪决案（下）

叶挺与高敬亭被枪决案（下）

蔡长雁

三、叶挺无权决定“杀高”，枪毙高敬亭是中央军委的决定

3、中共中央对高敬亭一直不放心

高敬亭在1937年9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9月5号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1937年9月15日他在致林伯渠电中，特别交待了一句：“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 实际上中央与军部的来往电报中多有对高部“争取”、“帮助”、“教育”、“推动”、“改造”等词，说明毛泽东对这支红四方面军的余部是不怎么放心的。而高敬亭对中央指示的阳奉阴违，对中央干部的拒绝接受，加之在叛徒张国焘到处招纳旧部，杨、曹叛逃突发事件的背景下，更使中央害怕四支队陡生其他变故，枪杀高敬亭就是一种临机的必然的选择。

高敬亭悲剧是在全党上下批判张国焘逃跑的氛围中产生的。1938年4月张国焘叛变逃跑后，中央曾发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强调党的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绝对必要。当时虽然指出要把张国焘的错误与整个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分开来，但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使用与看法多少有此负面影响，原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历尽艰险从新疆返回延安后曾有人动议让他到八路军当营长，后经毛泽东做工作欲被派到高敬亭部任参谋长，在途中又被朱瑞留到河南省委任军事部长一事可谓佐证。高敬亭原是张国焘手下大将，此时又在统一战线这类原则性问题上犯了毛泽东的大忌，从他的角度思考高敬亭与张国焘的错误源于一脉，所以也有“逃跑叛变”的可能，故下手不再留情。

4、杀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高敬亭犯有严重错误且不愿意改正的情况下，相关各方都积极赞成处理高敬亭，到最后主张是越来越激烈，这使中央军委感到杀高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家的意见对中央军委作出处决高敬亭的决定起了促进作用。

最早提出要断然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是中共安徽省工委。1938年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博古的信中说：“四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曾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我怀疑有人给这个中央的建议当成中央指示了——引者注）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四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是支持杀高的，戴季英原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高敬亭的老上级，是高向中央要来的，很快戴季英和高敬亭这对昔日的上下级反目了，戴季英多次向江北指挥部和新四军军部打报告，反映高敬亭的问题，他的作用是为杀高提供了一些情报。

戴季英像

叶挺等在江北的新四军大员也是积极主张杀高的，但是，连撤销高敬亭的四支队司令职务尚且要上报延安，处高敬亭以极刑难道可以不用报告了？！所以叶挺等在江北的新四军将领们对杀高只能有建议之权。项英对杀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说：高敬亭“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3月14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 4月20日，项英致电中央、军委并转中原局：“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特别不愿回后方，致用各种方法，首先争取部队东进作战。” 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5000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5月26日，项英以叶、项名义致电蒋介石：“拟请准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戒。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显然，新四军向中央报告高敬亭的问题都是经过项英的，他的态度对中央决策有重要影响。不过也很清楚，项英对高敬亭问题也不能最后拍板，只能报延安，杀高不是项英的决策。如果中央不同意杀高，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批项英时岂不是现成的一发重磅炸弹？

5、中央军委应对高敬亭案负主要责任。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被扣押审查。在此之前，江北指挥部——皖南军部——延安中共中央之间有很多关于如何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来往电报；在此之后，直到6月24日高被杀，中间有20多天时间，期间中央下达过撤销高的职务、另派徐海东去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的决定，下达过开除高敬亭党籍的决定，新四军军部下达过开除高敬亭军籍的决定，已经表明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弃高的态度，同时也证明当时的电讯联络是十分正常和畅通的。由于档案管理方面的原因，我们还查不出中共中央同意处决高敬亭的电报。但是在张云逸年谱里，倒是说有一份中央决定杀高的电报，他的年谱记载：江北指挥部前委开会研究，向中共中央和东南局请示，提出高敬亭虽在不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东进皖东战略方针等问题上有严重错误，念他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建议“撤消高敬亭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后方学习改造”，作从宽处理。中共中央和东南局回电表示同意，但两天后又来电称“为防止第二个张国焘出现，决定处决”。对高敬亭被误杀事件，张云逸一直深感痛心。 这里提到的中央电报，没看见原件，我也不敢肯定实有其事。

但中央有杀高的决定则是肯定的。

1939年7、8月间，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讨论过中央军委关于高敬亭问题的相关决定。8月，新四军向上级报告大会详细情况时说：“大会指出，在工作中很多的弱点和缺点，主要是游击主义的习气等等，必须坚决的克服这些弱点和缺点。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

这份报告提出的几点史实很重要：一是明确指出，中央有一个对高敬亭问题的处理决定，这是铁板钉钉的客观事实；二是明确指出，对高敬亭的处理决定与办法是“中央军委”作出的，不是新四军军部的决定，更不是叶挺或项英个人的决定，自然也不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决定；三是明确指出，中央军委将高敬亭问题定性为“反党”，即定性为敌我矛盾，新四军党代会讨论时也自然将高敬亭问题定性为“反党”，“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个人利益高〈于〉党”，是“党的罪人”，充分理解了与高敬亭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四是明确指出，中央军委对高敬亭的处理有一个“决定与办法”，虽然文件没有明确说是什么样的决定与办法，但联系到高敬亭刚刚被枪决的事实来看，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与办法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杀高，否则的话，新四军杀高处置就与中央军委的决定不一致，就是不听号令，自行其是，怎么谈得上去“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呢？所以决定一定有杀高的内容。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高敬亭一案的发生，高敬亭自己坚持错误不改是根源，叶挺项英等新四军军部领导及相关干部只是起了促进作用，叶挺并没有做出“杀高”的决策，在高敬亭一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共中央军委。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