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童贞观”为何从至宝变为耻辱，处男到底是怎么被鄙视的？

原标题：日本“童贞观”为何从至宝变为耻辱，处男到底是怎么被鄙视的？

在日本，三十多岁的童男子身份可是比逃跑更加可耻的。

起初，日语中“童贞”一词仅与宗教相关，源自圣经中玛丽以处子之身诞下耶稣的故事，专指天主教修女。例如1874年设立的横滨双叶学院，前身为“法语童贞学校”就是一所培养修女的专门学校。

伴随着明治维新运动，“童贞”逐渐脱离了宗教语境，随西方思想进入社会观念领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纳入日本词典《广辞林》时，“童贞”被定义为“未曾与男性发生过性行为的、像儿童一样贞洁的女性”。在当时，无论男女婚前皆视“童贞”为珍宝；而二战之后日本的童贞观念陡然转向，童贞的地位飞流直下三千尺，童贞可耻也无用，从必须守护的至宝变成了必须舍弃的东西。那么这个180度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童贞即珍宝

欧美十九世纪末产生的性病恐惧与现代医学观念一道深入日本，日本社会开始了解到性病的传染性和传染方式，社会性观念和性风俗也开始转变。而“童贞”之所以能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并形成“童贞面前，男女平等”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阅读是当时日本社会观念传播的主要手段。明治五年（1872年）八月颁布学制令后，以“自仅以后，期望于一般人民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为政策目标，日本国民受教育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这一时期以白桦派为代表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正处于巅峰状态，大量被广泛阅读的文学作品涌现。对这一派别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北村透谷信奉基督教，将宗教思想中的贞操观念倾注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之后的作家逐渐淡化了其宗教思想色彩，而将婚前守贞的行为与道德挂钩，热烈赞颂童贞；同时在作品中描绘了许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肮脏龌龊的卖春妇和嫖客形象。在当时社会性病恐慌的大背景下，这种描写很容易为读者认同，“童贞”被渲染上一层神圣的光环。

与此同时，一战结束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左翼组织十分活跃，女性平权运动也开始在争取自由民权运动的大潮中兴起，社会只重视女性童贞的情况开始有所转变。其中，女性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平塚雷鸟（平塚らいてう）颇具有典型性。

平塚雷鸟本人是社会贞操评价不平等的受害者。1908年，平塚与夏目漱石的门生森田草平相恋，森田时任平塚的老师，已是有妇之夫，两人于三月末的晚上搭乘往奥盐原方向的电车出游，途中森田企图与平塚一起殉情，失败后，森田将此事写成小说《煤烟》，由夏目漱石作序出版，因此，殉情事件也被称为“《煤烟》事件”。事件发生后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森田的举动，而在于平塚是否仍然保有童贞。

日本社会片面要求女性婚前守贞，体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平塚投身社会运动后，从1915年起开始同女作家与谢野晶子就童贞问题展开长达五年的论战；1920年她在“新妇女协会”会刊《女性同盟》创刊号上将论战拓展到男性婚前守贞问题上。

平塚认为在认同恋爱是婚姻基础的大前提下，男性希望自己的妻子婚前守贞，按照平等原则，那么丈夫也同样应该在婚前守贞。同时，平塚发起向国会请愿活动，要求制定法律限制患有花柳病者结婚，并准许女性与花柳病患者离婚，1923年日本政府开始打压日本共产党活动后，活动停止。

平塚的政治诉求虽然没有实现，但在现代医学和女性政治诉求表达的共同作用下，男性婚前守贞的观念在工人和知识分子群体中获得了认同。男性童贞论战虽然爆发于1920年，但早在1885年福泽喻吉所著的《品行论》一书中就有所提及；1895年，教育家严本善治还曾专门写作一本名为《男性的贞操》讨论男性性行为选择问题（严本并没有明确号召男性婚前守贞，而是建议男性应同女性一样慎重对待性行为）。在日本左翼思想盛行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男女平等已经成为思想进步的标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年轻人本着平等原则自愿守贞，男性童贞与女性童贞一样，在这一时期都被视为珍宝。

童贞的震荡

二战结束后，日本社会中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随着战败而发生动摇，贞操观念也不例外。昭和二十三年（1951年），东京地方裁判所受理一起赔偿金履行案件，原告（丈夫）仅在新婚之夜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此后被告（妻子）一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原告提出的性要求。婚后两个月，原告受此困扰而无法专心工作，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遭到十万日元的用户索赔。以此为契机，原告将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包括精神损失在内共计二十万日元；被告则以“无价的童贞被原告夺去，同样遭受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为由拒绝给付赔偿金。

法院最终裁决认为被告拒绝履行夫妻生活的义务，导致原告精神痛苦并影响工作，认定被告赔偿原告三万日元，同时驳回被告请求。这就是昭和时代著名的“童贞诉讼”（载『判例タイムス』昭和二十六年第十二号）。

判决被媒体披露后，《每日新闻》评论称，在社会观念中男性失贞后完全不影响社会评价和再婚机会，而女性则不然，失去贞操的女性社会价值贬损，再婚也十分困难了。恰恰是因为这点不被法院认同，原告才有机会胜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承认失贞男女的价值差异性。

“童贞诉讼”在形式上标榜“平等”，但从舆论所反映出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对于男女童贞问题在评价上仍然是有差异的：女性守贞近似于一种社会义务，而男性守贞则是彰显自身道德高尚的标志，是一种慈善行为。这种局面随着女性解放运动在日本的发展而得到扭转——虽然改变的结果并不是负有守贞义务的性别角色对调，而是被社会推崇为“至宝”的童贞全面贬值。

“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六十年代是女性自我解放运动兴起的时代，日本性革命几乎与美国同时展开。借用福柯的结构主义视角，作为人体的一种重要官的“性”已经彻底地与其他官能分离开来，成为权力游戏中重要的参与手段——主宰社会主流话语的权力通过评价性观念和性行为控制人的观念和行为。权力通过控制性来控制人，同理，人也能够通过性来反抗权力。性解放于是成为女性的自我解放在意识层面之外最直观的体现。

在战前的日本以及战后的农村的部分地区，家族中的男性家长会带着家里长到十几岁的男孩子去买春获得性经验，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卖春防止法》出台后，性交易违法化，性风俗得到纠正。加上女性的自我解放，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处女减少而处男增加”的错觉——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却导致了男性的焦虑：日本男性长期把持的性活动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媒体察觉到了男性内心的恐惧与不甘，关于两性问题的讨论逐渐被媒体放到台面上来。

昭和三十九年（1964年）平凡出版社面向时尚精英男性的刊物《平凡BUNCH》（『平凡パンチ』）创刊，第五期推出名为“007的分析之德比话题：二十岁的性生活”的专题（特集/007の分析？ダービーの話題/20代のSEXライフ），以男性童贞率上升为大前提，展开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男性积极获取性经验才是正常的。

童贞可耻

六十年代日本社会童贞观已然岌岌可危，而进入七十年代的童贞观更是走向了全面崩坏的阶段。

二十年代贞操观在日本兴起之时，便带有浓重的左翼思想意味，从医学、人类进化角度推动贞操观的山本宣治、安田德太郎等人同时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在日本的主要宣传者，他们组织高校教师建立“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专门面向工人阶级宣讲思想；浪漫主义文学和妇女解放运动也带有浓重的左翼色彩，并与左翼在日本社会的沉浮共命运。1972年，日本连合赤军事件发生后，新左翼运动宣告失败，社会童贞观也于同年进入彻底耻辱化的新纪元。

迎合六十年代开启的女性性解放风潮，女性半月刊《微笑》于1971年创刊。七十年代起日本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度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微笑》抓住女性对性事羞于开口又充满好奇的心里，大打色情牌，成为美容院、理发店等女性集中的地方最常见的刊物。性观念调查与性行为指导成为刊物在娱乐八卦“知音体”情感轶事、生活小窍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972年，《微笑》刊载针对男性的性观念调查，调查结果为“童贞人士给人整体感觉很差劲”（童貞は「カッコ悪い」）。童贞与贫穷、土气、丑陋甚至猥琐的形态联系在一起，并通过音乐、漫画等方式传递给公众，三上宽于1972年发行的怨歌集《ひらく夢などあるじゃなし》以及松本零士同年连载的描述鹿儿岛贫穷年轻人讨生活的漫画《男おいどん》都印证着社会对童贞男子与失败者之间的等号关系。

女性周刊上定期出现的“童贞男子应对策略”企划的社会效果适得其反，原本期望女性通过种种技巧和手段帮助童贞男性在童贞毕业的时刻获得自信，结果反而加深了男性因性技巧缺乏而产生的自卑感。社会对于童男子的鄙视进一步加重。男性刊物的专栏文章火上浇油，将童贞与俄普狄斯恋母情结、性功能障碍甚至人生挫败感联系在一起，耻辱感从心理蔓延到身体，童贞成为失败者“可视化”的烙印，面对女性缺乏自信、土气、丑陋成为辨别童贞者指南上的常见选项。

1982年，《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的日本版《月刊花花公子》组织东京大学学生以及在东京读书的女大学生就童贞问题展开座谈，过了二十岁和三十岁仍没破处的人被赋予了专属描述词汇，“やらはた”与“やらみそ”，表面用具有正面意义的“坚挺”作形容词，但实际上却含有贬义，童贞人士特殊化的趋势进一步加重。

次年的三月号上，《月刊花花公子》再造新词，将丧失童贞的男性进一步加以区分——仅与性工作者有过性经历的男性被认为是“素人童贞”（素人即日语中对非专业人士的称呼，未曾与性工作者发生过关系的男性被成为“玄人童贞”）。在对童贞极度厌恶的八十年代，依赖专业人士摆脱耻辱并不影响社会评价，嫖娼也好过童子身，甚至还被广泛推荐，散见于男性刊物上的专栏文章为读者提供各种各样摆脱童贞的建议中。

曾获第九届司马辽太郎奖的日本小说家北方谦三在八十年代刊载于面向青年男子的美式风格刊物《HOT-DOGPRESS》回答读者来信时大量抛出类似“摆脱童贞，早一天是一天，哪怕去买春也好，没尝过女人滋味的男人不是真男人！”的言论，并于1998年集结成书由讲谈社出版，五年后“重版出来”，童贞成为男性务必要舍弃的东西。

北方谦三的童贞应对指南《试验的地平线》中充斥着“摆脱童贞，早一天是一天”（一日も早く、ヴァージンを捨てろ）的呐喊。

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之后，萧条的大环境削减就业，许多男性丧失起供养家庭的经济条件而放弃恋爱和婚姻，日本社会家庭结构改变，“全职太太”不再是日本女性人生的唯一目标，缺乏经济后盾的男性社会自信进一步降低。在放弃了进取人生的前提下，童贞之耻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样成为压垮男性自尊心的最后一根稻草，骆驼早已在地上躺平，变相学会了抗压。童贞依然是令日本男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但社会对于童贞者的厌弃感已经消散。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2015年第十五次全国出生动向基本调查，18至34岁的男性童贞率为42%，35岁到39岁的男性童贞率为26%，40岁以下成年男性10个里就有3个保有处子之身。

数据摘引自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第十五回（2015年）出生动向基本调查？第一部分？独身者调查结果概要》调查对象为男性18-39岁未婚者，客体数：第九回3299人，第十回4215人，第十一回3982人，第十二回3897人，第十三回3139人，第十四回3667人，第十五回2706人。

在近一百年的时间跨度里，日本的童贞从至宝变为耻辱，围绕着童贞的权力话语体系印证着福柯的结构主义理论：社会权力通过控制性来控制人的肉体，话语对它所指陈事物的排斥与压制是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主流话语与被压制、被打倒、被破除的事物时刻参与着真理—谬误的权力游戏。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百年也是日本媒体发展的一百年。媒体在左右童贞价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依赖宣传制造出一批批“单向度的人”，不断制造虚假需求，无论这些需求是否能够成为个人的需求、为个人生存条件所允许，也不管个人能否从这些需求中实现自我、获得满足。（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戴桃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