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新右翼为何既像法西斯，又不是法西斯？

原标题：欧洲的新右翼为何既像法西斯，又不是法西斯？

法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奥地利。甚至从前一度免疫的西班牙和德国，现在都开始落在极右翼蔓生的阴影里。博索纳罗在巴西取得的胜利与特朗普在美国的统治一道，让人们开始激辩这一原本生发于欧洲的现象。

辩论不可避免地落回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今天这些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又诞生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极右运动？他们的语言，又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血与土”（注：纳粹德国主张种族血缘与地理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

在他的新书《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The New Faces of Fascism）中，历史学家恩佐·特拉韦索（Enzo Traverso）聚焦于新右翼这个游移不定的对象。他给出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后法西斯主义”，特拉韦索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今天各地彼此强烈相似的极右翼，和从前的法西斯主义之间有哪些历史连续性，而又有哪些不同。

《雅各宾》杂志访谈了特拉维索，讨论极右翼如何变化，以及左翼在这种事态之中如何重新定义自身。

玛丽娜·勒庞

问：关于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当代辩论经常陷入语义学的困境。在《法西斯主义的新面孔》中你另辟新径。你更关心的是这些词语如何在公共话语中使用，以及它们可以如何揭示“历史的公共用途”。你能大略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吗？

特拉维索：对过去历史的解释不能脱离如今大众如何使用这些解释。我有兴趣梳理法西斯主义的概念，但这种兴趣不仅仅是历史学的，而且在政治上也不是“中立的”。例如，我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前者是会破坏民主的；而后者是一种政治风格，它有时是一种另类政见身份，有时是反对者身份，但通常是在民主框架内运作。

我不确定今天该如何解析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它经常被滥用。关注法西斯主义回潮的威胁通常是左派的考虑。但今天，传统精英也加入了这种合唱——他们受到了右翼民粹主义和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想想美国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或意大利前总理马泰奥·伦齐）。

然而，从东欧到西欧，从美国到巴西，传统精英提出的那种“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遮蔽了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他们曾经的行为为极右翼的出现和传播创造了条件。

我的书主要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法西斯主义在二十一世纪意味着什么？我们是该将全球范围内新右翼的崛起视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东山再起，还是作为一种全新的现象？该如何定义以及如比较它们？

问：你的新书的标题让人会认为这本书有关“新法西斯主义”。然而，你认为欧洲政治的右转是一种“后法西斯主义”现象——既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有关，但也和它隔开距离。你能简单解释一下这种差异吗？

特拉维索：自认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新法西斯主义是很边缘的。而新的极右翼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于他们将自己描绘成一种新的事物。他们要么没有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比如特朗普或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要么他们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比如玛丽娜·勒庞就把自己的父亲老勒庞开除出国民阵线）。

新右翼混合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在大多数西欧国家——至少在那些极右翼掌权或者极右翼变得更强的国家——极右翼采用了民主和共和的修辞。它改变了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和风格。

换句话说，新右翼放弃了旧的法西斯主义，但它也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也不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传统组成部分。

一方面，新的极右翼不再是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如果不将它与法西斯主义相比，我们就无法定义它。新右翼是一种混合的东西，它可能会回归法西斯主义，也可能变成保守的或是独裁的或是民粹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后法西斯主义”这个概念，就是试图捕捉这一点。

今天我们无法预测它的未来发展。在这点上，去比较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就很重要：那时和今天一样都缺乏国家间的秩序。一战后的混乱源于所谓“欧洲协调”的崩溃，即十九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崩溃。今天的混乱是冷战结束的后果——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和后法西斯主义源于那时开始的混乱和变动的局面。

问：你将法国的国民阵线作为后法西斯主义的教科书式范例。那么，西班牙的VOX党的崛起，或是萨尔维尼的意大利是否会促使你微调对后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定义？或者你是否觉得他们证明了你给出的概念？

特拉维索：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和波兰，以及最近在西班牙和德国这两个通常被视为例外的国家的极右翼成功，加强了总体趋势。法国国民阵线是这个趋势中的先行者。显然，这让关乎欧盟未来的问题变得更富戏剧性。我认为，如果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后法西斯运动在明年春天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那么欧盟就撑不下去了。它大概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如果这种情况到来，​​欧盟的崩溃在中期将不可避免。

然而，这些反动的和民族主义的“恐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欧盟委员会本身二十多年来实施的政策的产物。欧盟已经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工具，它通过强制性的法律结构将其规则强加给所有政府，这种法律结构由复杂的法律体系构成，有些时候甚至深入欧洲国家的宪法。

新自由主义精英最辉煌的成就是把他们自己造成的社会破产成功转嫁。2008年的经济危机被转嫁到了具体国家——变成了这些国家自己的金融危机。这些国家被认为是花了太多钱，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而现在就应该变成能够盈利的竞争者。欧盟委员会经历了两任主席，先是巴罗佐（今天成为了高盛集团的顾问），然后是容克（曾经是卢森堡这个金融天堂的领导人）。在希腊危机和整个欧洲大陆十年的紧缩政策之后，像萨尔瓦尼和和维克多·欧尔班（匈牙利总理）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崛起并不那么意外——“理性沉睡，心魔生焉”。

捍卫欧盟并不能有效地反制后法西斯主义。要改变欧盟才能打败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

问：你的大部分分析都聚焦在法国。在法国，新的极右翼似乎是被更多理解为被压抑之物的回归——国民阵线的主流化是将根植于第五共和国背后的专制主义、殖民历史重新复活的过程。你觉得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这种解释是否可以扩展到其他正在面临极右倾向的国家？

特拉维索：在欧洲，针对亚洲和非洲移民的仇外和种族主义浪潮不可避免地具有新殖民主义的味道。这些排外主义的目标——穆斯林移民和难民们，来自前欧洲殖民地。这是一种“被压抑之物的回归”，令人印象深刻地揭示了欧洲作为殖民者的无意识持续存在。但旧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已被抛弃。

国民阵线不再是怀念法属阿尔及利亚的运动。它现在将自己描绘成法国国民身份的捍卫者，而把这种身份描绘为正受到全球化、大规模移民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姿态可以包括共和主义和“进步”的习惯：一方面，他们希望保留法国和欧洲的基督教根源，反对伊斯兰“入侵”；另一方面，他们假装捍卫人权（有些时候甚至包括捍卫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权益），以反对伊斯兰蒙昧主义。

这些论点在法国媒体中非常受欢迎，远远超出了国民阵线的范畴：许多不想与玛丽娜·勒庞相混淆的公共知识分子已成为她最有效的盟友，例如最近加入法兰西学院的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在2015年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及其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采纳了国民阵线提出的政策：例外状态，宵禁，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他们甚至试图采用剥夺同时拥有两国国籍的恐怖主义分子（即具有北非血统的法国公民）的法国公民身份。

问：你是否认可“微法西斯主义”（注：micro-fascism，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概念）或其他类似概念？这些概念将法西斯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内的，跨越历史而存在的机制？

特拉维索：“微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个不恰当的定义，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现象。由于真正的民主需要社会平等，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尤其包含了“解除”民主的作用，正如温迪·布朗（Wendy Brown，美国政治理论家）所解释的那样。这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一般趋势，而不是其中的一种病态或退化形式。

自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威胁到了他所认为的市场社会与民主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力”。这种居于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身份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福利国家时代的神话。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这种“人性化”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在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反殖民运动结束之后，资本主义重新找回了自己的“野蛮”性质。社会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民主开始被变成空壳。

法西斯主义当然具有“跨历史”的特征——想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统治。这种跨历史的特征不能脱离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它的前提之一。但是，把法西斯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避免的。

在美国，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罗斯福新政。法西斯主义属于二十世纪这个历史时期，它摧毁了民主。今天，后法西斯主义已经失去了其祖先的颠覆性维度：它不希望压制议会制或个人权利，它更多是试图从内部摧毁民主。

问：你写过法西斯主义或极右翼“打破禁忌”公开表露身份的事情。你认为欧洲极右翼通过填补社会民主党退潮所留下的空缺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但你似乎正在更深入地探讨你所谓的“历史学的统治”（regime of historicity）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展开谈谈“失忆的民主国家”与极右翼崛起之间的联系？

特拉维索：后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全球现象，没有单一的，甚至没有同质的特征。它是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种族主义、魅力型领导和反动的“身份政治”以及倒退的反全球化政治的混合鸡尾酒，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

例如，在欧洲不存在博索纳罗的那种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在欧洲，后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力是对欧盟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愤怒和不满。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我看来，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缺乏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左翼选择。

社会民主主义——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人性化的工具，也耗尽了它的历史作用。当资本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时，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的重新出现。

然而，在左翼和右翼之间为重塑自身而进行的竞争中，后法西斯主义领先一步。但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统治阶级支持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后法西斯主义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精英的主要选择。在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或欧盟突然崩溃之后，它倒有可能成为主要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根源——统治精英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已不复存在。

在我的这本书中，我谈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学统治”，这种统治的视野受到当下现状的制约。这是左翼运动和右翼运动的共同障碍。后法西斯主义没有其祖先的乌托邦图景。它并不试图以“新人”，“千禧帝国”和新文明的神话来征服集体想象。后法西斯主义的逻辑是“文化悲观主义”的逻辑：捍卫传统价值观和“受威胁的”民族身份；要求国家主权以反对全球化，并在移民，难民和穆斯林中间寻找替罪羊。

问：你这本书主要关注欧洲。甚至你对美国政治的简短讨论，也主要是为了指出特朗普现象不能理解为法西斯主义。你认为你所描述的一般“历史性制度”是否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博索纳罗在巴西的胜利难道不是让我们更加重视法西斯现象的全球规模吗？

特拉维索：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表现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专制和克里斯马魅力领导，对民主的仇恨、对法律的蔑视、展示权力、蔑视人权，公开的种族主义、厌女症、恐同。但是他背后没有法西斯主义的民众运动。他是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当选的，共和党是美国政治建制的支柱。如果不对美国的民主框架提出质疑，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就不会成为永久性的。

在博索纳罗当选之后，巴西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甚至更加戏剧性和令人惊讶。他比他的美国或欧洲同行更激进：当玛丽娜·勒庞和她父亲的反犹主义划清界限并采用了民主的修辞时，博索纳罗却为酷刑和军事独裁说项。当玛丽娜·勒庞和萨尔维尼希望恢复保护主义政策时，博索纳罗却是一个狂热的新自由主义者。

然而，巴西资本主义的支柱，即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并不支持他。正如许多巴西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在博索纳罗背后有三个强大的保守势力：“balas, bois e biblia” ——军队，土地所有者和基督教福音派原教旨主义。

问：换句话说，历史上的法西斯运动是把特朗普和博索纳罗所缺乏的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群众动员和精英的统一支持。是这样的对吧？

特拉维索：是的，我认为这是他们与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不同，即使统治阶级对他俩都能完全适应，特别是在没有任何有效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但是，在欧盟国家，这一选择并未列入议程。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化群众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残酷政治的结果。今天，这发生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但不是在欧盟国家、美国或巴西。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博索纳罗的真正先驱既不是墨索里尼也不是希特勒，而是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但是，一场新的全球性危机是可能会改变许多国家极右翼形象的。

问：你的新书中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是讨论了欧洲的“反-反法西斯主义”历史学派及其据称“政治中立”的历史修正。为什么你认为它们如此危险？为什么重申反法西斯主义史学的重要性呢？

特拉维索：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分界线既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在欧洲大陆，以及近年来的拉丁美洲，民主诞生于抵抗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无论这些斗争带来什么样的民主，“反-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只会是脆弱的、失忆的、对自己的历史不忠的。

左派应该记住反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这种基因联系。民主不能简化为法律和政治决定性的“游戏规则”。民主也不是市场社会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征服的历史。打破或否认这种历史联系是“瓦解民主”的最直接方式。

问：在你笔下，“占领运动”，如占领华尔街和西班牙的反紧缩运动（Indignados），试图发明一种“新共产主义”。与此同时，你似乎暗示，如果没有批判性地重新审视“旧共产主义”并发现这一遗产的一些“可用”方面，全球左翼将继续无舵可掌。你所指的可用方面是哪些？

特拉维索：占领华尔街和西班牙的反紧缩运动已经表达了对替代性的渴望，就像希腊的Syriza在2015年夏天的政治转向之前一样。今天，伯尼·桑德斯、杰里米·科尔宾和“我们能”党（Podemos，西班牙左翼党派）证明左派正在寻找新的想法，新的途径和新的希望。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和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之后，桑德斯体现了美国左翼历史的转变。在一个左翼从来没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国家，他赋予了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合法性。在英国和西班牙，科尔宾和Podemos象征着与长期延续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彻底决裂。

这些经验是全球左翼创造新模式的步骤之一。旧的范式失败，但尚未被替换。正如马克思在其著名的“第十一篇论文”中所提出的那样，一种新的模式应该结合对世界的批判性解释和如何进行革命性变革的计划。

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一种新的，具备替代性的左翼将会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有可能他们会发明新的概念和形象——就像过去两个世纪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但是，这种新的全球左派不会是一块白板。所谓的从过去的历史分开出来，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记忆和历史意识。

对过去失败的批判性理解是不可避免的。从巴黎公社到1973年的智利政变，帮助左派克服失败的原因是坚信未来属于社会主义，甚至最悲惨的失败也只是失利的战斗罢了。这种对历史目标的信仰带有一种目的论维度，它也给了左翼一种非凡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今天已不复存在。

问：你似乎对左派使用民粹主义政治持怀疑态度。民粹主义这个词经常被交叉使用——将“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梅朗雄的政治组织）和国民阵线这样的不同现象混为一谈——你认为民粹主义最终模糊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界限。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和政党已经接受了“左翼民粹主义”的标签，试图在“走上街头”和“选举投票”之间划出一条路线，你的考虑似乎不被接受。你是否认为在反制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有任何左民粹主义的位置？

特拉维索：在我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风格，可以由政治光谱右翼和左翼的不同甚至相反方向的领导人共享。这种风格和修辞中，反对腐败精英的“人民”中体现着美德，但这只是定义了民粹主义的形式，而不是其政治力量的具体内容。在拉丁美洲，左翼民粹主义使用吸引人心的蛊惑手段，并且经常具有威权的特征，但其目标是将下层阶级纳入社会和政治体系。在西欧，右翼民粹主义仇外、种族主义，并主张排外的政策。

正如意大利作家Marco D’Eramo强调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污名化“民粹主义”揭示了贵族和精英主义者对“人民”的蔑视。如果民粹主义意味着科尔宾、桑德斯和“我们能”党可以与萨尔瓦尼、欧尔班、特朗普与博索纳罗互换，这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就完全无用甚至危险。

我知道一些激进的思想家认为民粹主义可以替代已经过时了的左右之分，并且他们经常提出有价值的论据。在某些情况下，对民粹主义的这种使用可以发挥作用，但在后法西斯运动升温的全球背景下，它可能产生危险的误解。

问：最后，我们想问你怎么看一些主张封闭边界的左翼引发的争议？左翼要不要考虑把国家主权的诉求用于自己的政治？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想法吗？

特拉维索：在“建墙的国家”的时代宣称“封闭边界”，来用军事化的边界阻挡移民，在我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它最终会使仇外心理，“国民身份”的反动防御合法化。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通过重新建立国界来抵消是一种倒退的想法，因为二十一世纪的所有关键问题，从生态到社会不平等和人口流动，都需要全球共同得出解决方案。

国际主义从起源上就属于左派，我认为我们不能轻易放弃或拒绝普遍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应该重新发现边界的原始含义，即人类交汇的地方，而不是分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