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梁思成先生给我改稿

原标题：学林轶事| 梁思成先生给我改稿

编者按：本文作者侯幼彬现任哈尔滨建筑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在清华建筑系上学时，曾十分迷恋中国古代建筑，在一次次做课题时，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中国近代建筑，也因此跻身中国建筑史学的学科协作行列。在他为中国近代建筑编史的过程中，最让他难忘的事情之一，是梁思成为他改稿子的故事……

“票友”客串“专业户”

我跟中国近代建筑好像特有缘分，头些年参加的建筑学术活动，接触的都是中国近代建筑。

能够从1958年全国展开编写“建筑三史”开始，就接触中国近代建筑的写作；能够一次次地投身中国近代建筑简史、教材、总览和大百科条目的编写行列，应该说是非常的“有缘”，也是非常的“有幸”。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写史的“专业户”。但是，我却一直觉得这不是我的主攻方向。我的自我感觉，好像我只是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的“票友”，一次次地在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平台上“客串”。

在清华建筑系上学时，我就迷上了《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后来我着迷似地习作建筑知识小品，选题也都是中国古代建筑。这些，先入为主地形成了我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浓厚兴趣，读的、想的、写的都是中国古建筑。没想到一旦参加全国性的建筑史学术协作，干的却都是中国近代建筑。而我实际上并没有中国近代建筑的积累，欠缺近代建筑的学术底气。因此，总觉得自己和中国近代建筑隔着行似的。

当然，我做中国近代建筑，也因为这些项目特别诱人。写近代建筑简史，编近代建筑教材，撰写近代建筑大百科条目，撰写近代建筑分览，哪一项都是美差。而且这些美差又都是由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汪坦先生这样顶级导师主持。这样的项目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怎么能舍得拒绝。这就导致了我一次次地不自量力地应召、参与。

虽然中国近代建筑不是我最想做的，但是能从“软端”来加工，却是我喜欢触碰的。我就这样以“票友”的心态，客串“专业户”的角色，在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平台上徜徉。

现在回顾起来，我有幸地结缘中国近代建筑研究，实在是我的一大幸运。我是因为进入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编写班子，才得以步入中国建筑史学的学科协作行列。

我总觉得，对于我来说，参加近代建筑编史，它的“过程”远比它的“成果”更重要，因为我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回首往事，不禁想起在这个美好的“过程”中遇到的一次次难忘的幸运。

其中一件，就是梁思成先生给我改稿的幸事。

梁思成先生改稿

1959年10月,我们这个近代组完成了21万字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以铅印本分发给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其中有一本呈交给梁思成先生，请梁先生审稿。难得的是，梁先生在百忙之中认真地审看了这本“初稿”。可惜的是，梁先生只看了“初稿”的前9页，只对这9页作了批改。特别庆幸地是，梁先生所看的这9页，恰好都是我写的第一章前两节。我觉得，这等于是梁先生给我写的书稿作了批改，写了批语。这个“审稿本”就让我收藏了，成了梁思成先生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梁先生的审稿是非常认真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梁先生所看的短短9页中，居然作了84处批改。我统计了一下，其中属于校正标点符号的有24处，属于校正错字的有10处，属于修改用词的有33处，属于批语的有12处。校正标点符号和校正错字，一共多达34处。这是因为初稿本匆忙铅印时没有好好地校对，很可能就没来得及校对。想不到梁先生能有这么大的耐性，把标点一一改正，把错字一一改正，甚至于把英文字母的错漏，也一一改正。

看得出梁先生非常重视措词的准确，他给我修改的33处用词，都属于这种情况。他把“体现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改为“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把“欧洲古典式的通行银行建筑形象在各个城市矗立起来了”，改为“欧洲古典式的通行银行建筑形象在各个城市冒出来了”；把“1857年的早期江海关，还是中国的传统庙宇形式”，改为“1857年的早期江海关，还是中国的传统衙门形式”。这些的确都是措词不当。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用“体现”来表述，确是政治态度的失误，改用“反映”就没问题了。对于外国银行建筑，说它在各个城市“矗立起来了”，确是带有肯定的、颂扬的语气，改成“冒出来了”就没这毛病了。上海早期江海关的形象是脱胎中国的衙门，并非模仿中国的庙宇，在表述它的形象时，当然应该说它“还是中国的传统衙门形式”，而不应该说它“还是中国的传统庙宇形式”。

梁先生的批语

梁先生的这一处处纠正，提升了词义的精准、贴切，我觉得非常精彩。梁先生的12处批语更是集中地纠正了我在文稿中用词概念的不准确。

当看到“外来技术未能正当输入我国”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当看到上海开埠后建造的房屋“很有异国情调”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异国情调’含义模糊”；当看到“鸦片战前，中国建筑技术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建筑材料”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当时欧洲也只有这些材料”；当看到“产生了中国近代建筑中虚假装潢、繁琐装饰的恶劣现象”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写道：“不赞成这说法。什么才是‘真实装潢’呢？这些装潢都毫不掩饰地以装潢的面貌出现，我觉得它们才真是真实得很”；当看到上海1848年建成的法国领事馆是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同济、清华编西方建筑史都对这时期是否还叫‘文艺复兴’提出疑问”；当看到青岛提督公署“很富强毅庄严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浑雄壮观，在形象上显示德国占领者的赫赫威权”的表述时，梁先生把它改为“显示了强悍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摆出浑雄壮观的姿态，以显示德国占领者的威风”。

经梁先生这样仔细地批改，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文字中存在着这么多的概念含混和概念偏差；一不小心，就闹出这样那样的差错。梁先生还对“长春园西洋楼”，写了一条特殊的眉批：

我的印象是：这组“建筑”没有一个真窗，内部根本不预备进去，只是纯粹供看的“立体布景”。是否如此请查核。

思成

梁先生的这条眉批是很有价值的，他特地在眉批之后，署上自己的签名，以示慎重。后来我知道西洋楼是既有真窗，也有假窗。用假窗的建筑，只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用的，更显现其“宫廷猎奇”的本质。当年的乾隆对于西洋建筑这样的新事物，如果不是停留于新鲜玩物的猎奇，而是基于国计民生的引进，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就可以改写了。

现在翻看梁先生的审稿，我心里大有感触。从梁先生批改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梁先生对写史工作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和对文字表述字斟句酌的高度重视，看到了梁先生如何治学、如何审稿、如何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手把手地培育后辈。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史学写作，梁先生的批改教我如何写史，如何尊重历史事实，如何注意概念的准确、用词的准确，以至标点的准确；引导和鞭策我注意写史治学的严谨踏实,注意提高理论分析的严密逻辑和论文写作的文字功力。我为第一次写史能得到梁先生如此细致的教导而分外庆幸，我觉得这是我的造化。

（本文节选自《建筑名家口述史丛书——寻觅建筑之道》。）

（作者：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