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知非：传统孝道的历史学分析

原标题：臧知非：传统孝道的历史学分析

【文/ 臧知非】“孝”是儒家伦理体系的本源,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当代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潮中, 学术界极为重视孝道的研究, 其目的是发掘传统文化资源, 把孝伦理转变成为现代社会新文化的一部分。笔者以为,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需要对传统孝道的历史基础和内容演变、现代社会结构的特点有科学的认识, 使传统文化焕发出活力。

从历史层面考察, 在西周时代, 孝道已经成为普遍的价值规范, 是社会各阶层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贵族们铸造青铜器, 记录主人的功劳和行为垂范后世, 总要彰显孝道。如“孝于大宗皇祖皇妣”、“孝于其父母”、“用享孝于宗室”、“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诸老”、“其子子孙孙用享孝于宗老”等等。这孝于父母、孝于祖妣、孝于宗室、孝于兄弟婚媾诸老云云, 说明当时享孝的对象不限于父母, 包括了祖妣、宗室、兄弟婚媾诸老,等等。

孝的内容是对老年长辈宗族成员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当然, 爱有等衰, 对父母和对宗室高年长辈的孝的内容和程度是有区别的。金文所记主要是宗室贵族的孝行, 而《诗经》记载的有关孝的内容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

西周毛公鼎 图自台北故宫博物院

西周时代之所以重视孝道, 其内涵远远超出后世所理解的“善事父母”的范围, 是当时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西周是我国宗族社会的典型时代, 宗族血缘组织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基础, 军政权力、财产分配, 以血缘远近亲疏为原则, 社会阶级、阶层也按照宗族相区别, 所谓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都是以宗族相区分的。统治宗族世袭掌握国家权利, 各宗族集团权利大小就是以宗族实力和地位高低为基础的。被统治宗族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只有为统治宗族生产服役的义务, 而其内部也按照宗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从事不同职业, 世代相沿。

对于统治宗族而言, 能否保住宗族的现有利益和地位, 就取决于宗族力量是否衰落。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隶属于自己的宗族, 个人命运和宗族一致, 宗族力量衰落了, 个人利益就失去了保障, 其权利自然丧失, 所以要千方百计地保持宗族的稳定和发展。为了这一目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倡孝道, 要求善事父母、和睦兄弟、礼敬长辈、尊祖敬宗, 在祈求祖宗保佑的口号下, 维护宗族成员之间的团结。

春秋以降, 和周王室衰落同步展开的是宗族社会迅速解体。其典型体现是宗族之间的相互兼并以及私门和公室之争, 旧的等级秩序迅速瓦解, 国家权力逐步地集中于新兴的宗族贵族手中, 子弑父、臣弑君的事情层出不穷, 原来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在剧烈的社会变动面前被破坏殆尽。

老子曾站在历史和哲学的高度, 概括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这确实是不易之论。孔子正是面临着这样一个大道崩废、六亲不和、家国俱乱的现实, 而极力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乐秩序, 大力提倡孝道。

曾侯乙编钟 图自湖北省博物馆

因为西周礼乐社会的核心是亲亲尊尊, 首先要从家庭内部的“事亲”开始, 然后才能推及于国的“事尊”, 故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 孝处于核心价值的位置。孔子论孝, 内容丰富, 限于篇幅, 不予引证, 撮其要者:一是遵从父母志向, 学习父母的行为;二是养而敬, 时时刻刻按照周礼的要求诚心诚意、恭恭敬敬、幸福快乐地伺候父母;三是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四是尽孝的目的是为了尽忠, 在家做孝子, 在国为忠臣, 以孝治国, 是仁政的根本。

孔子之孝, 是对父母的深厚亲情, 是对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回报父母养育之情的具体要求,和西周时期以尊祖敬宗为核心的孝道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 原来的宗族体系已经走完自己的历史进程, 普通贫民摆脱了原来的宗族体系的束缚, 原来的宗室贵族也纷纷被抛出宗族体系之外, 失去其原来的贵族特权, 尊祖敬宗已经失去现实基础。孔子理想虽然是恢复西周的礼乐社会, 但是, 孔子提倡的孝道不得不立足于现实。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战国以后, 春秋时代的“争霸”演变为兼并战争, 各国面临的是如何壮大和保存自己, 需要的是对内发展经济、对外用兵扩张, 因而需要招致能够出奇制胜以富国强兵的智谋之士, 而不是墨守传统的礼法之人。

战国百家争鸣无论其分歧是如何地南辕北辙,其最终目的都不约而同地为了实现统一, 在这个共同目标之下而相互吸收。包括各国变法在内的社会变动的结果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代替原来的宗族贵族政治, 以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代替原来的宗族城邦。在这个历史转折过程中, 人的聪明才智和历史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人的本质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历史实践充分说明了在这个社会结构大转变过程中, 孔子及其后学的孝道和现实相脱离, 孔子所主张的孝道、礼治无法和法治相抗衡, 所以韩非公开批判说:“夫严家无悍虏, 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 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

战国正是一个以战争为轴心的暴、乱时代, 社会各阶层都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用尽各种阴谋诡计, 谋取功名利禄, 改变自己的地位。在这个社会基础之上, 孝悌忠顺是无法矫正人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的, 根本不可能成为普遍的价值规范。所以, 孔子的孝道尽管美轮美奂, 其后学如曾子、孟子、荀子等等, 也有新的阐释和发展, 但仅仅是作为民间理论学说在儒门弟子中流传, 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伦理的影响有限。

相反, 在政治、军事、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 所谓孝悌忠顺往往成为谋取功利的手段。韩非因此总结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 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 是以天下乱”。韩非的批判当然不无绝对、偏颇之处, 但确实从社会实践的层面说明了孝道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实。

孝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从西汉开始的。刘邦称帝伊始, 举朝上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秦亡汉兴的大讨论, 目的是探讨长治久安之道。叔孙通以其定朝仪、次尊卑之举, 使刘邦认识到了儒家学说“难以进取, 可以守成”的政治功能。陆贾则以其深刻的理论分析使刘邦明白了“逆取”与“顺守”的差别, 开始用教化的方式治理天下, 孝道就是陆贾主张的教化内容。只是因为海内新定, 诸事纷扰, 刘邦没能展开而已。

及至文帝即位, 大力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方针, 开始大力提倡孝道。尽管汉文帝之推行孝道有着更直接的政治目的, 就是试图用孝伦理调节皇权和诸侯王的关系, 加强刘氏宗室力量以钳制功臣势力, 但是从此儒家的“孝道”正式成为汉家治理天下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既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大力提倡, 更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孝道的特殊性。从文帝开始, 即选拔孝悌力田作为基层社会的道德榜样, 同时在制度上保证对老年人的尊敬和物质优待。汉武帝以后, 又把“孝”作为选拔官吏的最重要标准。

随着儒学全面官方化, 《孝经》也取得了经典的地位, 既是士人的必读书目, 也是学者研究、阐释的对象。这些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由孔子提出、经其后学改造阐发的儒家孝道已经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的组成部分。

《孝经》书影

不过, 汉代奉行、提倡的孝道和孔子的孝道已经有着很大不同。汉代的孝道以《孝经》为代表, 其特点:一是把孝道变成为上天规定的人人都要无条件奉行的义务, 不行孝或者不按规定行孝就是违背天命;二是先尊后亲, 尊尊亲亲, 把孝道政治化, 把家庭伦理变成了政治规范;三是把孝作为忠的起点, 把忠作为孝的终点, 忠孝合一, 孝服从于忠。而孔子孝道是以亲亲为出发点, 亲亲而后尊尊, 强调的是家庭亲情。这在孔子对父子和君臣关系的不同阐释上有着明白的表述。就孔子教导学生行孝的目的而言, 并不是要求学生们都去做一个“忠臣”,对君主无条件地服从。惟其如此, 曾子之孝才备受孔子赞扬。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 是因为《孝经》问世的社会基础不同, 和孔子的政治目的不同。

据目前研究的结果，《孝经》成书于战国末年, 其时君主专制政体已经形成, 官僚政治已经取代了宗族贵族政治, 国家对社会控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人们的命运不是决定于宗族地位, 而是决定于国君。不仅官僚们前途命运掌握在国君手里,就是普通农民也因为国家控制着所有的生产资料, 农民的土地来自于国家的授田, 在政治和经济上也隶属于国家。普通农民也是首先要完成自己法定的义务, 才能谈得上家庭的天伦。在这一背景下问世的《孝经》, 主张忠孝合一, 就毫不足怪了。西汉君臣正是看到了《孝经》的这一特点, 才奉为宝典, 以治天下的。

从秦朝统一以后的历代王朝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 君主是天下的家长, 忠孝合一、忠大于孝,理所当然。历代大儒也就在如何实现孝道以尽忠上大做文章, 对《孝经》极尽阐释发挥之能事,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中国君主专制政治到了宋代进入新的阶段, 孝道也更加绝对化。这起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孝道传播和教化通俗化, 被细化为具体的程序, 贯穿于日常行为之中, 这在宋代的家训中有着典型的体现。

原来只存在于《礼记》等儒家典籍中的侍奉父母、公婆的行为要求以家训、族规、家仪等方式社会化、通俗化了。孝道宣扬的通俗化, 除了家训、族规之外, 还有其他各种形式, 如劝善歌、劝善书、唱本、故事等等, 或者单纯以文字形式, 或者图文并茂, 兹不备举。二是孝道实践的极端化和愚昧化。

北宋时期, 历史上各种行孝的故事就开始流传, 到了元代有《二十四孝》问世。故事形象生动, 通过具体事例强调孝道义务的单向性, 为了长辈的需要, 子女要主动放弃个人利益和生命, 包括妻子儿女的生命。如“王祥卧冰”、“吴猛恣蚊” 、“戏彩娱亲” 、“鹿乳养亲” 、“郭具埋儿”等, 都是牺牲自己健康甚至后代生命以行孝的事例。

《宋史· 孝义传》正式记录的75位传主, 除了世代同居、教化乡里的行为以外, 其余孝行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是毁伤身体为双亲治病, 二是服丧超过礼制的规定。其目的就是通过表彰愚孝以激励愚忠。

愚孝也好, 愚忠也罢, 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在传统历史条件下, 个人的生产生活必须依靠家族。传统农业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体是土地,而土地属于家庭, 由家长掌握支配, 而非具体的家庭成员;家庭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 家长负责全家的生产、生活。从生产经营模式上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简单生产的不断重复, 生产知识靠的是经验积累, 要获得生产知识首先是向家长学习, 这就自然地形成对家长的依赖, 以家长为核心。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 经营分散,既难以抵抗天灾, 也难以抵抗人祸, 无论是人为的社会震荡, 还是自然灾害, 都会导致小农经济的破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要有效地维持小农经济的稳定, 保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 就要依靠宗族的力量把众多的小家庭组成一个共同体, 宗族血缘关系是组织、维系这种共同体的天然纽带, 只有宗族群体的稳定才有普通家庭的正常延续。这就导致了个人依靠家庭、家庭依靠宗族的社会结构。孝道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家庭内部关系的尊卑有序而建立的, 并进而维护着宗族体系的稳定。

“戏彩娱亲”

在土地私有制的时代, 不仅普通农民随时有被兼并的危险, 就是中小地主也经常面临着被兼并的可能。加之中国财产继承方式是诸子均分, 即使是一个大地主, 一旦分家, 财产分散,被兼并破产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更何况普通农民! 而以家族的力量就能把被兼并的风险有效降低。

就个人与国家关系来说,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 个人政治命运决定于官府和君主, 要保证财产的增加, 最佳途径就是当官。这就要对官府、对君主尽忠, 越是无条件尽忠,当官入仕、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忠、孝合一并走向极端, 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明白了传统孝道的发展及其历史基础以后, 我们对孝道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就好把握了。自从“五四”运动之后, 孝道基本上处于被批判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 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复苏,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在面临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养老问题、空巢现象等社会问题, 而传统伦理观念缺失的时候, 人们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帮助, 对孝伦理格外地重视, 主张发扬孝文化(包括分析式的继承), 把孝文化当作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各类媒体、社会组织, 都从不同方面、站在不同角度, 以不同方式大力宣传孝道。主张恢复传统、实行家庭养老的学者更是不乏其人。然而, 在简单了解中国传统孝道的发生和演变的历史以后,就不难发现, 提倡孝道, 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固然有实践意义, 但是这个意义是有限的。

资料图

以现实社会结构而论, 传统孝道的经济、政治基础早已消解。正处在迅速工业化阶段的现在, 家庭早已脱离了家族而发展, 个人也不再依附于家庭而生存。尽管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承担着教育、抚养的义务和责任, 但是国家、社会同样承担着对青少年教育培养的责任。同时国家还承担着保证就业, 从而保证个人经济独立、政治平等的责任。就个人而言, 在法律的范围内, 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创造自己的未来, 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旋律, 新型的平等的亲子关系已经成为时代主流, 子女回报父母的思想观念自然弱化。显然, 传统孝道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是剧烈的, 不加选择、不加分析的宣传传统孝道, 不仅无法实现, 而且会成为嘲弄的对象。即使那些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可以按照要求将《孝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 当他们走向社会以后, 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既然无法付诸实践, 说的和做的无法一致, 则只能对青少年的人格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把传统孝道付诸实践, 对社会发展也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为传统孝道的最大的行为特点是墨守成规、遵循祖制、唯上是从、排斥个人权利。果真如此, 社会还有发展前途吗?

以现实养老为例, 这是现代人们提倡孝道的最为充足的理由。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当然要发扬光大。但是, 尊老和“养老”是有重大区别的, 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更不能把家庭养老作为弘扬孝道的唯一标准。因为在现代社会, 无论职业如何不同、能力有多大差别, 每个公民都以其各自的方式为社会发展做贡献。所以, 养老是国家义务, 是政府责任,绝不能简单地把养老责任推向家庭, 那样是对公民的变相盘剥。因此之故, 我们在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建设当代精神文明的时候, 只有历史地看问题, 科学地分析传统孝道的历史基础, 把思想意识、伦理价值和社会发展统一考察, 科学分析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内在逻辑, 立足现代公民社会的客观性和可能性, 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本文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