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台湾同胞书》是劝降书吗？

原标题：《告台湾同胞书》是劝降书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就像上世纪达成的“九二共识”，在本世纪因为台湾当局的刺激，才为一般台湾民众所正视一样；发表于1979年元旦的《告台湾同胞书》，在四十年后的今日摊开在台湾民众的眼前与心中，其中也有台湾当局这个激素。

《告台湾同胞书》是改革开放的表现

在两岸政治壁垒的现实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关系，一般台湾民众在上世纪多不知晓《告台湾同胞书》的存在和意义。即便在信息发达的新世纪以来，由于岛上“一边一国”、“不统不独”、“维持现状”的政治建构，这篇文告也被有意地忽视或负评，一如当年因为呼应该文告而奔赴大陆的林毅夫。

在1979年版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前，大陆方面曾有数次《告台湾同胞书》，其中第一次发自参与过台湾“二·二八事变”的台盟人士，诉求的是“解放台湾”，斗争对象是1950年的国民党政府；到了1958年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告台湾同胞书》，主要围绕该年炮击金门的战事提出声明，反对美蒋联盟，诉求两岸团结、一致对外；至于1979年版，即今日一般所指称的《告台湾同胞书》。

从文章本身来看，四十年前的《告台湾同胞书》已确立了和平统一的方针，这在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可见端倪，后者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代了“两个凡是”与“阶级斗争”。以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标志，中国的革命思维自此进入思维革命的阶段，形成一个务实的、再解放的新时代氛围，新版《告台湾同胞书》便是其中的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元旦的《告台湾同胞书》不是发自“国防部”，而是发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且文章不再使用“解放台湾”一词，这具有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台湾（人）不再是阶级敌人和解放的客体，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组成和中国主体的一部份：

“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文中以“祖国”、“我们”、“我国”等用语，一改敌我矛盾、二元对立的思维，说明统一国家是包括台湾（人）在内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共同使命，表现改革开放、思维革命的新气象。

就国际上已多数承认大陆当局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形势来讲，《告台湾同胞书》无论从发文单位、行文用语或文章诉求──“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我们如果尽快结束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来看，至少对“台湾同胞”而言，那不是一篇劝降书。

然而，面对大陆改革开放的“三通”呼吁，当时蒋经国主政的台湾以“三不”严拒，和平统一的方针仍有待历史的检验。

从武力冲突到和平思维

在此30年前的元旦，《人民日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檄文，开篇就以恢弘自信的眼光说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并且说：“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看得出来继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方面仍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敌人，敌我对立的革命思维不容妥协，而战争是主要乃至唯一的方法。

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战事仍然持续。首先是解放军成功夺取厦门岛，但继而在金门岛之战铩羽。1950年4月，解放军攻下海南岛，5月攻下舟山岛。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台海局势，大陆当局以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受阻；台湾当局则反过来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和美军介入台海为后盾，加大特务渗透与军事袭扰等反攻大陆的力度。

朝鲜战争结束后，大陆当局腾出手来处理台湾问题。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9月3日及22日，解放军炮击金门岛。但是，维持朝鲜半岛与台海两岸的分裂和对峙，同是美国介入东亚的重要路径。于是在1954年12月，美方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换取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并防止其反攻大陆的相关活动，当然也在防止大陆当局解放台湾。

“9·3”炮战（资料图）

1955年1月28日，在美国的策动下，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出“中国大陆沿岸岛屿停火论”。后者引起两岸当局的强烈反弹，异口同声谴责该“停火论”是制造“两个中国”的国际阴谋。外力公然介入中国的内政，这引起国共双方领导人的警觉或新的对策：蒋介石拒绝美方从金门、马祖撤军的要求，并宣称金、马两岛是台湾的生命线；周恩来在同年5月和7月两度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说法，为中国统一的方式打开新局面。

由武力解放转而和平解放台湾，这是大陆当局领导人综合判断朝鲜停战后的国内外形势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其中一个因素是国共双方均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岸分裂为“两个中国”。

正是基于“一中共识”，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经在1956年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构想，《人民日报》也在同年2月4日发表《为和平解放而奋斗》的社论，具体作为则是通过章士钊与曹聚仁等中间人士传达意思。蒋介石则在1957年选派“立法委员”宋宜山以探亲（关押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胞弟宋希濂）的名义，前赴北京试探中共意图。

宋宜山（资料图）

然而，彼时台湾当局正在岛内实施反共肃清，那种政治氛围难以容许“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宋宜山赴京报告书中的正面印象，反而让蒋介石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不过，国共两党这一关一开之间，也决定了此后在政治上大陆处于主动、而台湾处于被动的基调。

事实上，1957年4月北京对宋宜山反馈的意见已是后来“一国两制”的思想雏形，比如和平统一、高度自治等，后来还具体化为所谓“一纲四目”，可是蒋介石并不接受。蒋的极端反共立场与美国见缝插针的作为，有恶化台海局势的风险。1957年《人民日报》的社论如《绝不容忍美国的侵略行为》、《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等，反映了那种一触即发的态势。

1958年2月22日，国共两军在马祖岛附近爆发海战。7、8月间，共军取得福建地区的制空权，蒋介石意识到山雨欲来，先后视察马祖和金门的防务。8月23日解放军再度炮击金门岛，并对金门实施封锁。共军两次炮击金门出于惩罚国军袭扰大陆和试探美军介入台海的底线的目的，另还有出于支援中东人民反帝斗争的说法。

“八二三”炮战（资料图）

就事后结果来看，“八二三”炮战已证明美国虽然希望维持两岸分裂与军事对峙，但不愿自己卷入中国内战或演变成中美直接对战。蒋介石拒绝美国划峡而治、金马撤军的要求，这使得美援只能间接而有限，从而让美方“两个中国”的算计无法彻底落实，美、蒋互相不甚满意。毛泽东赞同蒋介石保留金、马两岛，反对美方要求停火的论调，又鉴于台湾当局拒绝和谈统一，因此决定以停停打打的高度政治智慧的内战方式，来维护“一个中国”的结构。

此后20年间，两岸当局各自锐意经营或曲折前进，间或有暴冲和平方式的口号，例如“反攻大陆”与“解放台湾”又此起彼落，但基本无直接冲突的战事发生。

历史教训与美国因素

1975年春，不久于人世的蒋介石通过陈立夫邀请毛泽东或周恩来赴台访问，欲重启毛泽东20年前就提过的“国共第三次合作”。同年3月，大陆当局释放在押的国民党军政党特全部人员，任其来去，还发给路费，两岸关系和解统一的趋势看好。然而历史并不总是给错过的人再一次的机会，蒋介石于1975年4月辞世，葬身于台湾。继任者蒋经国需要巩固权位，包括摆平党内顽固的反共派，自无可能立刻实现这项历史作业。

正如前述，两岸政治关系表现为一主动、一被动，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如此，这首先就表现在1979年元旦的《告台湾同胞书》。

由于大陆当局已被联合国承认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而台湾当局又宣称奉行联合国宪章，且《告台湾同胞书》既然主张两岸结束军事对峙，并停止炮击金门，那么对台湾当局而言，这篇文告在性质上就不是劝降书，而是和解书。

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九项对台政策方针；次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廖以蒋的同窗故交身分再提两党合作、完成祖国统一的愿望。

然而，蒋经国以“三不”对“三通”，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回应“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原国民党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是1975年被释放的战犯之一，他以人在香港的自由之身表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两大两小──偏见大，容量小；夸口大，能量小──奉劝其老上级蒋经国勿再错失历史机会。可是，蒋经国仍然走上蒋介石的老路，临到生命尽头才托人试探两党合作的可能。蒋经国辞世后，这个中间人沈诚还以“意图非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李登辉主政后的法院投进监狱。

蒋经国最初固拒两岸两党谈判统一，原因除了历史心结、稳固政局的需要和台湾较好的经济表现之外，主要是美国因素。

美国一方面欢迎中国大陆对美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却相当忌惮大陆当局对台改革开放，这不利于他对台海经营的“战争边缘政策”——尽量保持两岸分裂对峙的同时，又尽量避免发生战争，以免这种消耗中国的政策破产。所以在中美公告建交、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当年，美方又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以便掣肘两岸对立的解放。同年12月，高雄发生美丽岛事件，其受刑人和辩护律师纷纷成为日后民进党的要角。取代两蒋的李马扁蔡蓝绿团队执行上述政策，其似统似独、不统不独的脉络一以贯之。

即便在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过后，胜选的国民党依然需要向美国问安。比如12月初，蓝营“立法委员”赴美宣称国民党最好的长期盟友是美国；再如12月底，蓝营首先表态参选2020的人宣布春节时期要赴美访问。

由此回顾1955年中共领导人在主张和平解放台湾的同时，为何坚持美军撤出台海的立场？毛泽东为何不做放弃使用武力的承诺？为何说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也就有了清晰的解释。

时势使然与人民觉醒

《告台湾同胞书》时过境迁40年，“一个中国”的国内外共识与原则未曾改变，但两岸双方的条件则不断变化。

台湾在冷战架构中的一党专政经济绩效，已经一去不返，政治上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具有超过半数台湾人支持的代表性；但大陆在一党专政下的改革开放，却创发举世瞩目的中国范式与经济规模，并具有大多数民众向心的体制和道路。就两岸关系来看，正如前述，政治上一方主动、一方被动局面的对比，有增无减。

也就是说，台湾已不具备和大陆“党对党对等谈判”的条件；或者说，台湾已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在实力和位阶上，足以和中共就“一个中国”平起平坐。《告台湾同胞书》里没再提国共两党和谈，但说“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似乎预示了这种消长态势。后来“叶九条”虽然重提国共对等谈判与第三次合作，但也揭示“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两岸政治关系的主张已昭然明白。

“九二共识”在大陆当局看来是两岸政治关系的基础，在台湾岛内的实质则是选举工具，但至少还是可用的工具。而且，国民党自身已成为台湾选民要求维系“九二共识”的工具，这是国民党将“九二共识”工具化的必然结果。《告台湾同胞书》后40年之间，台湾人的中国（人）记忆渐行渐远，常需要靠民调来刺激身份认同的思考，这正是由于“台湾当局”操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台湾同胞要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与所有中国人平起平坐，已无法寄望于台湾当局。

资料图来源：中时电子报

从40年后来看《告台湾同胞书》：“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这个问题质疑战争，质疑心中的壁垒，也质疑一切人造的历史对立和隔阂。台湾人只能觉悟“九二共识”的真谛，不是由两岸来看“一个中国”，而是由“一个中国”来看两岸，既看清台海两岸，也看清太平洋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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