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二三事

原标题：冯友兰先生二三事

郑文林 / 文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大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有机会听他讲演，一起开会，有二三事至今印象深刻，难以忘记。

听讲“抽象继承法”

1956年夏天，我提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系学习。人大哲学系是新办，我们是第一届本科生。平时除由本校教师授课外，系里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作家给我们作学术讲演。冯友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记得入学没两个月，在哲学系所在的北京海运仓一座简陋的小礼堂里，冯先生在这里给我们作了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抽象继承法”的讲演。

讲演会由系主任何思敬教授（大家都尊称他为“何老”）主持。何思敬是我国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最早译者，又是延安“新哲学会”的主要人物，后来还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法律顾问”，是一位老资格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只见他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冯友兰先生来给我们讲演中国哲学。大家知道，冯友兰先生，可说是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老的这后一句话，使在场的人一惊，因为当时冯友兰是公认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怎么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思敬不久就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被免去了系主任职位。

冯友兰先生开讲了，他身材魁梧，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给人印象深的是他留有长长的美髯。大概他也感到何思敬这句话的“问题”，说：“刚才何老的话过誉了，我不敢当。”接着他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哲学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中，有两种意义，一是“抽象意义”，一是“具体意义”。如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具体意义上说，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之类东西，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学这些东西了，不去继承它；但从抽象意义说，孔子这句话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经常温习和实习，这样看，这个命题就是对的，可以继承。冯友兰还举了大量的古代圣贤先哲的话和命题，来论证他的这一“抽象继承法”。

冯友兰讲演时没有讲稿，他带有河南口音的话语娓娓道来，讲得通俗易懂（后来看冯先生文章多了，知道这是他的文字的一大特点，能把深奥的哲学道理讲得浅显而明晰）；不过他讲演中随手拈来列举的许多古籍和先哲的话语，一方面使我们这些小大学生开了眼，对冯先生的博学极其佩服；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到很困难，因为毕竟我们许多书还没有读过。大概领导和冯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开讲后不久，就让人抬上了一块黑板，又上来一位老师配合冯先生讲演写板书。冯先生讲演中提到的任何先哲和古籍中的话语，这位老师都能很快在黑板上写下。这下，我们除佩服冯先生的博学外，对这位老师的“博学”也十分佩服。事后我们得知，这位老师是我们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杨宪邦讲师。

冯友兰先生在讲演后，就把这次讲演内容整理成文，以《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公开发表了，结果被人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引发哲学界一场大争论。到了六十年代以后，“抽象继承法”又被上纲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屡遭批判；“文革”中更是成为打倒冯友兰先生的“重要罪证”之一了。

请冯友兰开会

1960年年初，我和一些同学被通知提前毕业，分在哲学系各教研室任教。我和罗国杰等四个同学一起，由罗国杰（他学识高、资历老，年龄也比我们大许多）领导，筹建新中国高校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可是我们从没有学过“伦理学”，当时中国也无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书籍可读可借鉴，于是就从查《哲学词典》中的“伦理学”条目开始，一点点积累学科资料。当时中共虽已和苏共闹翻，但苏联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上还是先我们一步，他们已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纲》公开发表。于是教研室让我将其译出打印作为蓝本；又经过近一年努力，我们伦理学教研室也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这个《大纲》怎么样，哲学系领导决定开一个伦理学讨论会，请有关专家来对《大纲》提意见。在请的专家中，冯友兰先生是第一位，还有贺麟先生等。

讨论会在196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举行。那天上午，系里突然通知我，让我会前到北大冯友兰先生家去接他一下。那时我年轻懵懂不知规矩，一不知去前要打电话预先联系一下，二不知接冯友兰这样的大专家，是要小车接的，就自己乘上了32路（即现在的332路）车去了北大。到后按照事先打听到的地址，找到燕南园冯先生住处，冯先生迎了出来，知道我来接他，说：“不用接，我自己可以去。”他请我在客堂坐下，他去取材料。我环顾一下客堂，光线较暗，但古朴，书极多，连走廊都放了书，我平生第一次在一个人家里见到有这么多书，真是开了眼了。很快冯先生出来，我们一起又坐32路车来到人大。

开会后，与会专家基本肯定了这份《大纲》。但也提了些意见。冯友兰先生提了些什么，具体已记不清了，但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中国的伦理学要有中国的材料，和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相衔接。他这一意见今天看还是对的，但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下，有人觉得他又在“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老古董”，准备写文章批判他（后来没有写）。

散会后，系主任张腾霄立即吩咐我去学校叫辆小车送冯先生回北大。我刚要起身，冯先生说：“不客气了，我到隔壁餐厅去吃顿饭。”原来，当时困难时期油水少，人大旁边西颐宾馆开了家高价餐厅，一个菜要十几元几十元，我们这些每月拿56元工资的小助教吃不起，但对冯友兰这样的一级教授（每月有300多元工资)和全国政协委员（听说有100元车马费）就不在话下了。

怎样“保护”自己

当时，已到了“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冯友兰已成了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一个“反面教员”，他讲的任何话语，写的任何文章，不管意思对错，都有人按照相反意思来批判。我就遇见过一次。

那时，人大和北大的哲学系正奉命编一本《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两系在中央党校开一系列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我有幸参加了一次。这次会冯友兰参加了，参加的除两校中国哲学史的教师外，还有一些有关专家。冯友兰在会上发了言。他讲的是古代统治阶级哲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只见他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他认为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哲学思想也占统治地位。冯友兰刚说完，立刻遭到与会者的一通批判，只见一位著名左派哲学家关某指着冯友兰说：“冯友兰，你错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怎么成了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呢？古代哲学思想中占普遍地位的永远是代表劳动人民、具有人民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实质是为统治思想辩护，为统治阶级辩护。”

冯友兰在大家对他批判时，摸着胡子微闭双眼，一点不动声色，可是在关某批判发言后，他突然睁眼睛，说：“关某同志，我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可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话。”大家一听愣了，关某马上问他：“马克思恩格斯在什么地方说的？”冯友兰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原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刚翻译出版不久，许多人还未读过，而冯友兰已先读了，并在发言中加以引用，还不作说明。这使关某和其他批判者十分尴尬。

我当时感到冯友兰十分“狡猾”，“老谋深算”；很会“保护”自己，很懂得“战略战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大概是冯先生多年在受批判中养成的“保护”自己的本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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